大国竞争、战略稳定与治理合作——美国人工智能多元安全议程的特征、逻辑与战略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被视为改变国际秩序的颠覆性技术,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人工智能安全议程的演变可以看出,美国人工智能安全议程围绕公共安全、大国竞争与军事战略展开,人工智能安全议程由单一走向多元是美国政府统筹多种安全诉求的结果,反映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竞争、保障战略稳定以及试图为合作留有余地的多重战略意图。但安全议程的多元化切分只能作为临时策略,并不能长期保护大国战略稳定不受极端安全议程的影响。当前美国多元安全议程的核心是赢得大国竞争维护技术霸权,大国战略稳定与国际安全合作议程本质上是这一战略目标的“附属品”。安全议程上的本末倒置很容易造成安全治理效率降低、增加政治操弄风险对战略稳定的影响,以及削弱国际社会战略信任与安全共识,阻碍全球层面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合作的有序开展。面对这一问题,中国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领域需要形成自身的安全议程,提出更具公共性的安全主张,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引导人工智能全球安全治理回归合作共赢的道路。

安全生产治理中的道德风险及其法律防范

由于社会主体天然的自利性,社会治理体系常有内生性道德风险。在对我国安全生产治理体系进行结构性分析和对安全生产重要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性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我国安全生产相关利益主体权、责、利配置不均衡,立法考量不周,执法不严等问题会致生逆向选择、“盲井犯罪”等道德风险。通过健全安全治理体制、转向多元合作的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完善事故调查与工伤赔偿法律制度、预先评估立法与执法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等措施,从基础和源头上防范安全治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