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研究

《香港国安法》填补了香港特区刑事法律制度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规制漏洞,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内地刑法的解释力难题及其与香港地区刑事法律制度的关系难题。前者涉及量刑标准的认定问题,后者涉及控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选择问题。在阐明《香港国安法》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立法规制法理根据的前提下,坚持目的解释立场与融贯解释方法解决上述两大难题,全面发挥《香港国安法》的规范目的与功能。内地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具有有限的解释力,根据罪名区分其参考价值。为实现香港地区刑事法律与《香港国安法》的兼容,《香港国安法》应作为优先控罪依据,除第33条穷尽列举的减轻和免除处罚情形之外不应适用其他减免事由。

涉网危害药品安全犯罪侦查对策研究——以J省125份判例为样本

在互联网时代,各类网络社交、销售平台成为诱发涉网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重灾区。基于对聚法案例网的125份刑事判决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涉网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表现出犯罪团伙集团化趋势明显、犯罪主体青壮年居多,专业知识文化水平不等等特征突出。基于侦查治理视角,分析侦查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存在的难点,继而从扩大线索来源、构建多元取证模型、监管机制、合成作战、队伍建设等方面,对公安机关侦办涉网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提出可行性对策。

“两高”联合发布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2023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共同举办“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联合发布一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集中展示司法机关依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引导广大消费者提升食品安全意识的成效。

基于大数据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预测侦查研究

由算法所主导的预测性侦查正成为大数据侦查的新分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预测侦查更加强调干预节点的前移和涉危群体或人员的预判,而这一节点已前移至涉危线索发现之前。以大数据为基础的预测性侦查模式可以塑造国家安全维护新思维、实现涉危情报信息的整合共享、有效判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确保涉危证据留痕与追溯。涉危领域的预测侦查有着一套固有的流程模型,其有效运行依赖涉危情报数据可视化开发和利用、涉危数据融合共享的双向推进、涉危重点群体或人员的分级确定和侦查等予以保障。在大数据预测的运行过程中,需要秉承尊重隐私原则、坚守算法透明原则、坚持“人机共治”,以应对大数据使用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2017~2023年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特征剖析及侦查对策研究

本文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例为研究对象。总结了2017~2023年11519件食品安全犯罪案例情况,分析两种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时空、网络特征和类别特征、案件特点,并结合案件侦办中专业队伍建设、情报及证据收集,以及案件移送与法律适用方面的困境和难点,探索性地提出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强化食品安全犯罪侦查效能、保障食品安全提供支撑。

亳州警方公布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安徽亳州公安机关聚焦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突出问题,将打击食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农兽药以及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禁用兽药犯罪工作作为“昆仑2023”专项行动的具体抓手,全面摸排搜集违法犯罪线索,破获案件38起。

出台办法 鼓励群众举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山东省公安厅制定了《山东省公安机关食品犯罪案件举报奖励实施办法》,对六种涉嫌犯罪行为,按照举报贡献程度,分四个等级对举报群众进行奖励,最高可奖励30万元。对于下列六种情形涉嫌犯罪的,群众可以向犯罪所在地公安机关举报。

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以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为视角

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对象,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不能把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理解为"安全食品",从而扩大刑法中"食品"的范围。关于法释[2013]12号司法解释第1条、第20条所确立的犯罪认定规则,存在形式认定与实质判断的错位。事实上,上述两个解释条款既有不必要之处,也存在不合理的内容。这就应当明确上述解释的司法效力、保障措施及再解释的立场和重点。司法解释将食品安全犯罪中的片面帮助行为共犯化,虽有助于打击犯罪,但亦有越权解释之嫌;从长远看,应当对相关刑法条文进行立法解释或者修改,以明确片面帮助行为的性质。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

在研究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之价值维度、反思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上,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之完善路径: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与食品安全犯罪的综合治理对策相结合;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与保障食品产业发展相协调。以期对治理我国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有所帮助。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瑕疵及其完善路径

当前,食品安全犯罪已经成为影响民生的重大问题。虽然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已日渐完备,但是,现行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仍然存在许多瑕疵。要合理地组织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反应,建构严密的刑事法网乃是当务之急。其路径主要可以从协调《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刑法自身的完善两个方面入手。

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与立法再完善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相关条文作出了修改、完善,但是,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理解和认定上的困难。《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还需要进一步界定"食品安全"的内涵,细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状;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其他严重情节"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便于司法机关准确界定罪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现实中仍存在司法认定的困难,不能适应新的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要求。在对刑法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时,要注意严密刑事法网。另外,再次修订刑法时,应当增设生产、销售妨害食品安全器具罪等罪名,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对象,扩大对"掺入"罪状的描述。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缺陷和完善

食品安全是各国政府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食品安全关系到人的生命和健康,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凸显,违法犯罪频发,刑法保护不力。刑法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国外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法网严密,科刑趋重。我国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应从犯罪分类、罪名、罪状、法定刑四个方面予以全面完善。

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法律归属与要件扩容

由于我国食品安全丑闻迭出,重典治乱已成食品安全治理之共识。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两会"期间的讲话表明了国家重典治乱的态度与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虽然对我国食品安全丑闻做出了法律回应,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却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本文从食品安全犯罪之法律归属及客观要件的分析入手,提出应将食品安全犯罪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范畴,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要件予以扩充:应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掺入"行为扩大为"使用"行为;法律界定应将食品添加剂纳入"食品"的概念范畴;强化专供特定人群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被害人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促发作用及防范对策研究

食品安全犯罪原因的研究不应仅以犯罪人为中心,被害人对犯罪所起的促发作用也不容忽视。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具有现实性、身份特殊性、被害过程长期积累性等特征。在一般情况下,被害人自身条件与观念的偏差及其不良心理因素对食品安全犯罪会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因此,从被害人着手也能对食品安全犯罪起到防范作用,具体对策主要包括:给予特殊消费群体特殊关怀,加大对消费者的教育与法制宣传的力度,强化消费者的自律意识。

化解积极刑法观正当性危机的有效立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生物安全犯罪立法总置评

刑事立法活跃化不仅带来了刑法条文增量与刑法知识体系更新,也伴随着积极刑法观的跃升与消极刑法观的沉寂。受积极刑法观的驱动并顺应前置法的修改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生物安全犯罪立法进行了调整,以及时有效应对生物安全风险。刑法通过修改旧罪,增加规制内容与保护对象,在既有生物安全犯罪框架下实现了处罚的扩大化。刑法通过增设新罪,增加侵害方式与行为类型,将严重危害人类遗传资源安全、非法利用生物技术、非法处置外来入侵物种等行为犯罪化。无论是修改旧罪还是增设新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生物安全犯罪立法都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础的理性的积极预防,这些立法兼具预防性与回应性,既能类型化地预防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又填补了既往生物安全犯罪的立法漏洞,有效化解了积极刑法观的正当性危机。

网络安全犯罪防控问题研究

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犯罪,网络安全犯罪具有犯罪手段技术性强、犯罪范围跨地域性广、危害不确定性等特点。安全发展观、相对安全观、综合安全观为网络安全犯罪防控提供了指导思想。法律、管理、技术、文化等多元路径的协同是构建网络安全犯罪防控体系的必然选择。地区、国际之间的协同合作是重要方式。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行刑衔接制度之建构

今年我国先后对《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作了修订,但是食品安全犯罪的行刑衔接仍然存在不畅的问题。行刑衔接的内涵,应当同时涵盖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目前,两法在客体、对象、主体以及法律后果方面仍然存在衔接缺位的地方,需要通过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适度扩展刑法的处罚范围和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刑罚的规定对实体性衔接进行建构;同时,针对程序性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则应当从技术性和制度性两个层面具体展开对其建构的探讨。

论中国刑事法中的食品安全犯罪及其制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食品安全犯罪日渐猖獗,这与中国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制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中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体系,刑事法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防线,然各类法律法规均存在与《刑法》相衔接的问题,只有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使这些法律法规相互补充,才能更有效地打击食品犯罪。

论食品安全犯罪中的过失问题——以公害犯罪理论为根基

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严重危害了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其中,故意犯罪固然占有较大的比重,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过失犯罪的存在。在对过失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理问题上,危惧感说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更为严格的注意义务,以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该理论符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需要,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值得提倡的。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政策表现为犯罪化。严密食品安全犯罪的法网有助于反映对食品安全犯罪加以规制的需求,是刑法应对食品产业不断发展形势的需要。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制刑政策从总体上表现为重刑的刑事政策。虽然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重刑政策在短期内应该维持,但从长远来看应当随着该类行为犯罪圈的逐步扩大而适当地降低这类犯罪的法定刑。我国当前对食品安全犯罪采取的刑事司法政策总体上讲是从严的刑事政策。不过,基于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要求,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也不能一概强调"严"的一面,而应当体现以宽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