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书法人才的流散与整合--唐代书法人才地理分布格局研究

唐代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是我国书法发展的顶峰。有唐一代,书法人才众多。本文通过统计有唐一代全国范围内的书法人才籍贯,复原唐代书法人才分布的地理格局,发现关陇书法繁荣区、山东书法繁荣区与江南书法次繁荣区,并分析书法繁荣区域形成的文化因素,探究北方唐代“安史之乱”后书法人才产出数量不降反增的原因,最终发现“安史之乱”对于京畿地区书法人才聚集的正面作用,进而概述唐代书法人才格局。

安史之乱后唐朝部曲群体身份多样化转向研究

部曲群体从东汉产生延续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身份一直是私人所属家兵,其后在统一的隋唐时期主要是从事生产生活的家仆。安史之乱后,部曲群体身份逐步开始向多样化发展。由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两税法推行、世家地主势力瓦解、社会礼法制度断裂等原因,部曲群体开始寻求自我解放,从单一性质走向多样化转变。这使得唐代部曲在安史之乱后对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性减弱,社会政治地位提高,进一步加剧了唐末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结构间人员的流动。

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

传统史家认为安史之乱的起因是唐玄宗从开元后期起沉溺声色, 倦怠国政, 因而任用非人。这一从君主个人行为模式转换进行历史阐释的视角, 虽然受到当代史家的批评,但仍然有进一步分析的价值。玄宗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而又多才多艺的帝王。从开元后期起,由于玄宗的诸兄弟和宠妃武惠妃的相继去世, 使玄宗产生生命短促、及时行乐的观念, 同时随着天下大治, 使他在开元前期无暇顾及的对音乐舞蹈艺术的酷爱重新显露, 而且日益成为其主要兴趣。而此时杨玉环以她的善解人意和音乐舞蹈造诣, 促成了玄宗对她的专宠和爱情。玄宗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的转变,最终导致他倦怠政事,以声色自娱,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

比照相关史料与杜诗,可对杜甫在战乱初一年的行迹详加说明,订正前人注解之误:其在至德元载六月初叛军入关后,开始离京携家逃难,七月初到达三川后,舍家寻找朝廷,八月后被困长安,至来年四月底投奔肃宗到凤翔,又于本年八月中旬北上与家人在羌村会面。其逃难至三川为止,没有北上至延州;其赴羌村探亲,直接原因是得到了家人消息,而非肃宗对他的打击。其往羌村全程有十多天,享受了官员待遇,途中所作诸诗是《北征》的前奏,这也是《北征》的构思过程。这一年诗人经历了国家盛衰骤变,也经历了荣辱之变。羌村短憩,诗人苦难的心灵得到安抚,压抑至久的情绪得以释放。其后之诗情更为深沉,表达也益雄浑自然,与其这段经历大有关系。

安史之乱前后的奚、契丹

在与奚、契丹的对抗中,安禄山领导的东北三镇的军队发展为唐朝最强大的军队。安史之乱爆发时,由于唐羁縻内、外蕃的方式不同,导致奚、契丹的分化,属于内蕃的奚、契丹被安禄山扫地为兵,属于外蕃的奚、契丹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与勤王的唐军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安史之乱后,回鹘雄倨于北亚,奚、契丹长期附之。

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重建

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朝军队强大军事实力作用下的结果。代宗因担心当时手握重兵的仆固怀恩勾结河北叛镇而再生战事,遂同意其令叛将分帅河北的奏请。战后,为阻止此种可能性的发生,代宗着意削减河北诸藩的土地,形成初步的军事战略格局以期消灭河北于无形之中,这体现了代宗的魄力、谋略及其初期强硬的藩镇政策。虽然这一格局终因时陷怀恩及吐蕃威胁的朝廷与趁机要挟朝廷的河北的妥协而解体,但是解决河北问题一直是代宗的计划。而河北则在得到朝廷归还的土地之后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永泰之后走上了割据之路。

安史之乱后唐朝京西北边防线的重建和巩固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西北地区边防军大规模内调参加平叛,吐蕃则乘势将河西、陇右之地侵为己有,并一度侵占唐都长安,唐朝原先构筑的京西北边体系彻底崩溃。平定安史之乱后,唐朝重新构建京西北边防线,形成了以神策军为主力的京西北八镇防御格局。这一格局在代宗时期艰难重建,德宗时期初步巩固,宪宗至穆宗时期在巩固的基础上有所拓展。

试析玄宗心态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为例

唐玄宗是唐代历史中引人瞩目的君王 ,在他执政之时 ,既有海清河晏的盛世景象 ,也有血雨腥风的战乱局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究其原因 ,当与其心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王夫之论安史之乱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唐代历史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居重驭轻"、"不专委边将之任"的改变是安禄山起兵的重要原因,玄宗、肃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肃宗的平叛计策,又进一步影响了叛乱的平定,在回纥的威胁下,唐代宗最后与安史降将妥协而结束了安史之乱。

大动乱时期的士庶遭际与记忆——基于涉及安史之乱出土唐人墓志的分析

大量出土唐人墓志等石刻文献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对安史之乱的经历与回忆,以"当事人"的身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不少墓志回忆为正史文献所阙略,可与传世文献记载互为印证,如对安史动乱前唐朝社会繁荣富庶的回忆、安史起兵的动员宣传和叛军控制区的社会心态,大量唐朝官员的"从逆"及伪饰,安史"僭伪"年号的使用,战乱中士人科举梦的幻灭和普通士庶家庭的遭际等。墓志中所反映出的诸多普通士庶的经历和个人化叙事一定意义上可以丰富和深化对这场大动乱的认识。

论杜甫社会心态在安史之乱时期的演变

作者认为,杜甫社会心态在安史之乱时期经历了三个调整阶段而逐步完成整体上的本质性转变:首先是通过对安史之乱事件本身及其社会意义的深刻解读,杜甫的社会认知发生了改变。其次是经过邺城战役先胜后败的形势大逆转,杜甫对国家实现中兴的前景失去信心,残存的社会信念彻底丧失。最后是在战争、饥饿和死亡的共同压力下,杜甫形成了对乱世的高度恐惧心理,并且产生强烈的逃避愿望和实际的逃避行为。

析以“安史之乱”为界点的唐历史分期

当前我们去研究或学习中国古代的历史,往往都偏向于以政治角度去划分以往各个朝代,如我们学习唐朝历史时往往会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界点,这是有些不妥的。任何一个朝代,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它的综合国力,也同样包括它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土等各方面的因素。因而我们同样应该以此为依据,作为唐朝在不同阶段实力划分的标准。

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玄宗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局限

古代社会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也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大危机事件,从其潜伏到爆发,是唐王朝危机管理对策的失败,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危机管理案例。

从气象到情致:安史之乱期间杜诗风貌转变

安史之乱期间杜甫诗歌风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展现恢弘大气的山河气象转变为生活情致的抒写。诗歌气象的展现与杜甫忠君爱国思想及盛世背景相关,而生活情致的抒写则是杜甫在战乱期间历尽人生磨难后寻求的一种情感缓释。这种转变与杜甫个人的生活环境及时代精神的递衰有关。

安史之乱诗坛诗风差异之新阐释

安史之乱诗坛上的诗歌,从风格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盛唐风格,由盛唐到大历的过渡风格,大历风格。文章据此将安史之乱诗坛的诗人分为三类,分别探寻了他们在精神成熟期所经历的朝政背景,从而找到了他们在安史之乱诗坛创作出不同风貌的诗歌的重要根源。

论“马嵬兵谏”——“安史之乱”背景下禁军将士的救国之举

安史之乱,叛军攻占洛阳、潼关,逼近京师。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十三日凌晨,唐玄宗放弃皇帝平叛职责、采纳奸相杨国忠弃城逃跑的"幸蜀之策",出长安延秋门西行,一路饥饿疲困,狼狈不堪。十四日过午至马嵬驿,禁军饥疲皆愤怒,请诛杨氏,杀杨国忠,逼玄宗赐杨贵妃自缢。马嵬事件,不是军队哗变、不是兵变、不是政变,是禁军将士的"兵谏"。"马嵬兵谏"是陈玄礼等禁军将士在安史乱国家危特定背景下拔除安乱两个"祸根"的救国之举。诗圣杜甫赞"马嵬兵谏"首领禁军统帅陈玄礼"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马嵬分兵,玄宗幸蜀,分兵太子命其北上平叛,宣旨传位。太子李亨"遵马嵬之命""受禅灵武""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马嵬兵谏"、肃宗灵武主持平叛,是大唐中央朝廷由逃跑转向抗战的转折点,使大唐免于灭亡继续存活了152年,杜甫赞灵武即位的唐肃宗为兴复唐朝的"中兴主"。

李白在安史之乱期间诗歌题材的统计分析

本文将李白在安史之乱期间的经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统计和分析了各阶段重要创作题材所占的比例,又通过前后比较反映和分析了各题材的变化趋势,从而揭示出李白在安史之乱期间的精神退化趋势以及它所带来的诗歌精神风貌的总体变化。

安史之乱与日本联渤攻罗战略

安史之乱与日本联渤攻罗战略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禹硕基在日本与渤海国二百余年邦交中，双方往还四十七次，其中渤海遣使三十四次，可见多是渤海居主动地位。然而细察日本遣渤海使，会发现，在日本派往渤海的十三次使节中，有五次集中在７５８—７６３年之间，几乎每年一度...

安史之乱后朔方军的地位演变及其对党项的影响

朔方军是唐朝较为重要的一支节度使军队,自武则天时期出现后就一直活跃在西北边疆,在御边平叛过程中与唐朝命运相始终。朔方军的兴衰嬗替不但折射出唐朝前后期军事活动、军事体制和军队自身的变化及其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与西北诸族势力之间的关系演变,体现出唐朝控御西北诸族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本文将在论述这一过程基础上初步探讨其对党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