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之镜:近代西方人视野下安多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掀起了赴藏探险考察的热潮,安多地区成为重要的考察目的地。西方人留下的大量考察游记详细记载了当时安多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事实,从经济贸易合作原因、合作形式、商业构成、经营品种、职业分工与选择等角度,反映出各民族在经济层面互利互惠的交往模式;从族际通婚、生活方式、语言习惯、宗教信仰、共同参与节庆活动等视角,呈现了各民族在文化层面多元融合的场景。由于未能真正理解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形态,西方人关于安多地区民族政治关系的认知存在一些错误和局限。

藏北安多地区花岗片麻岩锆石LA-ICP-MSU-Pb定年

安多花岗片麻岩出露于藏北安多县城以南约30km,构成聂荣微陆块上聂荣岩群的主体岩性。聂荣微陆块呈大透镜体夹持在藏北冈底斯-念青唐古拉板片与羌塘-三江复合板片之间的班公湖-怒江板块缝合带内。所采样品黑云母二长片麻岩锆石CL图像具明显的韵律环带,Th/U比值范围为0.63～1.04,平均为0.85,具有典型岩浆锆石的特征。获得片麻岩中锆石LA-ICP-MSU-Pb原位同位素年龄488.0Ma±4.2Ma。定年结果表明,安多花岗片麻岩原岩侵位于泛非期,证实聂荣微陆块受到晚泛非热运动的影响,为解决聂荣微陆块基底性质和构造演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年代学依据。

青藏高原安多地区干、湿季的转换及其边界层特征

利用“全球能量水循环之亚洲季风青藏高原实验(GAME/Tibet)”1998年加强期(IOP)安多的观测资料,尤其是GPS探空仪观测的资料,综合分析了安多的干、湿季的转换及边界层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安多湿季的形成与大气环流密切相关,西风带北移和东南气流对水汽的输送是湿季形成的必要条件.干季里,安多空气干燥、温度高、大气边界层高度发展,最高可达3550 m左右,地-气能量交换以感热通量为主,并有逆湿现象;湿季里,空气潮湿、温度较低、大气边界层高度很少能发展到2300 m左右,地-气能量交换中潜热通量明显增加.

试论安多地区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作用,安多地区民族文化间互相依存,和谐共生,形成特点鲜明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安多三大文化体系间的势力总体均衡与民族文化个体间的差异显著并存、安多区域文化特质是包容和开放以及在同一宗教场域内的文化相融更为自然而广泛等三个方面。在现代性下,安多多元文化共生格局演进有了新的发展趋势,在广度与深度上将进一步增强,国家政策变量对多元文化共生的影响力也将日益突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安多地区多元文化共生现象的演进形态仍将是"和而不同"。影响文化共生格局形成的基础性因素是安多地区社会经济互补性。

西藏北部安多地区中侏罗统(巴通阶—卡洛夫阶)菊石

最近从藏北安多地区中侏罗统发现较丰富的菊石类化石,巴通期的菊石有OxyceritesoppeliElmi,Ho moeoplanulitescf. homoeomorphus(Buckman),H. cf. acuticosta(Roemer), Choffatiacf. vicentiMangold, Siemiradzkiacf. matisconensis(Lissajous), Proceritessp., Neuquenicerascf. yokoyamaiKobayashiandFukada和Indosphinctessp.。卡洛夫期的菊石有Oxyceritescf. subcotarius(Oppel), Macrocephalites? sp., Homoeoplanulitescf. furculus(Neumayr),Indospinctes(Elatmites) cf. reveliMangold和Reineckeitessp.。其中Indosphinctes,Indospinctes(Elatmites),Neu queniceras,Siemiradzkia和Procerites等属(或亚属)在西藏北部地区为首次报道。安多地区中—晚巴通期和早卡洛夫期菊石动物群凸现较强的地方性色彩; 晚巴通期ORBIS菊石带和早卡洛夫期KOENIGI菊石带是藏北地区菊石动物群扩散的重要时期。

论安多地区民族关系模式及其形成的历史基础

安多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汇地区,这里有汉、藏、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蒙古等民族生息繁衍,在长期的交往互动过程中,结合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关系,本文立足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归纳了对等互动型、经济互补型、包裹嵌合型三种主要的民族关系发展模式,并探讨了安多民族关系模式形成的历史基础。

安多地区宗教信仰认同与多元文化共生模式溯析

安多地区自元明期始,逐渐形成了汉、藏、蒙、回、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等多元民族文化共存一体的格局。出现了安多地区多民族聚居互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宗教信仰认同及形成的多元文化共生现象,展现出了安多地区文化共生模式的重要特征。

从寺院时空分布看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安多地区的传播

萨迦派在历史上曾是地位显赫的藏传佛教派别之一,势力不仅波及卫藏、康区、安多等广大地区,而且对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班及八思巴时期,萨迦派在安多地区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以凉州、临洮为中转站,以卓尼为传播中心,不断向周边扩展的宗教圈,直到15世纪格鲁派不断强盛时才渐渐淡出安多地区,退居四川阿坝,形成了以求吉寺为中心的萨迦宗教圈。现今,萨迦派在安多地区的寺院主要集中在四川阿坝地区。

安多地区《格萨尔》史诗传承的类型特点

《格萨尔》史诗在上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展现出了6种发展形态,即完美婚姻型(门巴型·雏型)、降魔型(安多东方型·原型)、征服四方四国型或称四茹型(安多南北型或上下安多型·完成型)、征服十八大宗型(康区型·完全型)、小宗与外宗型(派生混合型)、部本型(发展型)。从安多地区传承的几种形态来看,尽管一些较早形态已经淡化而模糊不见了,比如完美婚姻型。但作为《格萨尔》史诗形成的基础即征服四方四国型却成为了安多史诗的核心故事类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安多地区保存着《格萨尔》史诗形成的最早"证据",这就是安多史诗在《格萨尔》史诗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与特点。

历史上安多地区蒙古族与藏族融合现象述略

13世纪伴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南下,大量的蒙古人通过各种形式迁移到甘青安多地区,随之与当地藏族开始了广泛的接触和互动,并发生了蒙藏民族相互融合的现象。由于蒙古族迁入的人口规模较小,其在周围藏族文化的长期浸融和影响下,显示出以蒙古族融入到藏族为主的特点。历史上安多地区蒙藏民族融合的众多史实和案例表明,安多地区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民族历史区域”。

俄国探险家波塔宁晚清青藏及安多地区考察研究

波塔宁是俄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重要的亚洲考察组织者之一,足迹遍及中国青海、西藏、蒙古等地区。在历次考察中,他不仅进行地理测绘、采集动植物标本,更着力开展了一系列人文考察。他探访包括塔尔寺和拉卜楞寺在內的西部地区众多寺庙,实地考察及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宗教情况;收集、整理和研究了《格萨尔》等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传说及故事;此外,还近距离地观察当地居民,记录其习俗,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虽然相比俄国同时期的其他探险家,波塔宁的考察研究更为客观,但是作为俄国地理学会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中央亚细亚探险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考察活动从组织及派遣之时起就已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目的。

西藏安多地区及西部蛇绿岩研究及其大地构造意义

蛇绿岩这一名词1905年Steinmann首次用于阿尔卑斯造山带。1972年美国地质学会召开的Penrose会议,对蛇绿岩套的层序作了统一。目前一致认为蛇绿岩套代表古大洋壳,蛇绿岩块为异地构造搬运来的古洋壳碎块,其成因与板块构造作用有关(张旗等,2000)。

安多地区藏、回民族互动关系研究

在以藏民族为主体的安多地区,回族以商品交换为切入点,和藏族在经济结构上形成"互补共生"关系,并在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相互交融,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互动中既有交流,又有分歧。交流是两者关系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歧源于各自的宗教信仰及其价值观念。

藏北安多地区晚侏罗世生物礁含油性研究

沙木罗组以灰-灰黑色砂页岩、生物礁灰岩为主,属较典型的陆源碎屑和碳酸盐混合沉积。通过分析烃源岩和储集层特征,对安多地区侏罗纪生物礁层序含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沙木罗组岩层为非烃源岩,其有机质类型为含腐植腐泥型(Ⅰ2),并且已经进入成熟状态。沙木罗组储层属于低孔低渗储层,可以作为裂缝性储层。

安多地区藏文化传播及其载体

文化的生产、消费与发展都离不开传播。传播是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是促进文化变革与创新的活性机制,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然而,文化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文化载体作为支撑,没有文化传播的载体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传播,就不会形成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真正的文化传播就不能得以实现。本文结合安多地区藏文化传播的实际,对安多地区藏文化传播的主要传播媒介和文化载体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清朝前期安多地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构与转型

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安多地区卫所被裁汰或改制,府厅州县体制逐步建立,卫所的军事职能被营汛取代。随着军事镇戍的深入,清政府通过在安多地区编制盟旗、整顿寺庙、清查户口、额定税赋、设立千百户等措施,加强了对民族社会的控制。茶马贸易的制度变革也是清政府重构安多地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清初官办茶马贸易的废弛,官茶走向商品化。总体而言,清政府在安多地区的统治措施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化解了该地区自明代中后期便存在的治理困局,并推动了治理体系的"内地化"转型。

安多地区马文化的渊源及其功能研究

安多地区马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种传统的马文化,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从野马到家马,马不仅是一种役用型的工具,而且最终成了人的亲密伙伴,从而产生了草原马文化、农耕马文化、军事马文化、信仰马文化等。在历史长河中,马成为人类的一种巨大物质财富,对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青藏高原安多地区找矿潜力分析

根据“加厚旋涌”理论,通过对安多地区矿床(点)统计,圈出五个重要矿集区(菜园子沟、沱沱河、吴曼通洞、托吉涌及莫海拉哼矿集区),以螺旋运动(圆心、半径和速度按特定规律变化的三维以上的运动系统,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运动方式)引发的“加厚旋涌”为指导,结合板块俯冲和碰撞理论,提出了安多地区有利成矿地质背景。安多地区地处青藏中央高原,中新生代印度板块的俯冲、碰撞引发下地壳加厚的基础上,造就了壳幔滑脱,地幔软流圈上涌,岩石部分熔融是地表隆升和伸展的主要动力,引发了“加厚旋涌”效应,即下地壳加厚深切上地幔软流圈,改变了软流圈运动方式,提供了成矿流体运移和沉淀空间,随着强烈的岩浆活动,在特提斯—喜玛拉雅完成了大规模成矿作用,控制主要的矿床(点)分布,具大型—超大型矿床成矿远景,提出建立整装勘查区,使其早日成为国内重要矿业开发基地。

东蒙古部落在安多地区的活动与明政府的应对

明代中叶以降,东蒙古诸部陆续突破河西防线,进入安多地区,甘肃地方由"北虏南番"逐渐演变成"南北皆虏"的局面,明朝在安多地区的统治秩序也由此被打破。争取"番族"成了明、蒙双方在安多地区族际政治竞争的关键。明政府实施的以"招番"与"驱虏"为核心的整治措施,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安多地区蒙古与"西番"之间在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