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援藏”背景下安多藏区农牧区全民健身路径工程现状调查研究

在国家"体育援藏"政策全面实施的背景下,以安多藏区部分县市农牧区的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和参与路径锻炼的部分群众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开展访谈、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等方法,对安多藏区农牧区全民健身路径工程的建设与使用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安多藏区农牧区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建设的数量与种类能基本满足农牧民群众的健身需要;许多农牧民群众难以读懂健身路径的指示说明;受高原特殊气候条件和人为的影响,健身路径器材损耗较为严重;许多健身器材没有标明安装日期和报废日期,使用过程中安全隐患突出。建议管理部门积极利用政策优势,促进农牧区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建设和藏区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有效结合。

二郎神信仰在安多藏区传播历史的考察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有关历史文献,探讨了二郎神这种汉族民间宗教信仰在安多藏区传播历史的相关问题、原因及其特点。

安多藏区民俗体育舞蹈研究

以安多藏区的民俗体育舞蹈为研究对象,在文献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安多藏区民俗体育舞蹈分布的类型、特征以及价值.结果表明,安多藏区的民俗体育舞蹈源于民族的繁衍生息、生产劳动、宗教祭祀和节日庆典等活动,是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民族群众对自身生活轨迹的描述,它不仅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参与人群众多,而且逐渐被大众化,对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强身健体具有重要价值.

安多藏区的社会特质与区域史研究路径

近30余年间,区域史在中国史学界备受推崇,区域化不仅成为各分支学科的共同取向,区域史也逐渐呈现出方法论的色彩.区域史主张研究对象上的系统性与整体性观照,强调研究方法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认为“只有对各个区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把一个个区域钻研透了,才有可能对各个区域进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上”.

乡村振兴战略下安多藏区农牧区藏族女性体育发展路径构建

采用文献资料等方法,揭示了农牧区藏族女性体育发展对藏区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分析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安多藏区农牧区藏族女性体育发展现状、困境。结论:安多藏区农牧区藏族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对体育活动认识有限;性别差异和传统文化束缚女性体育参与;经济发展滞后,政府服务职能缺失,体育资源配置不足;高原高寒环境影响体育参与的时间、项目和组织形式。建议:秉持“有限”政府价值基准,提高“善治”能力;保障体育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外部动力机制;均衡相应机会,激发藏族女性体育参与的内部动力;把握政策机遇,制定体育发展的战略规划;以教育为依托,寻求藏族女性体育发展的新着力点;探索运动休闲产业化路径,为藏族女性体育事业发展孕育新动力。

羁縻与怀柔:论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

安多藏区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

18世纪中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

《明史·西番诸卫传》是18世纪初我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它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经营开发的角度,记录了明代安多藏区的变迁。其学术地位和文献价值应予重新认识,充分估价。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格局的基础上,设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实施军政合一、“土流参设”、“岁一朝贡”和尊崇藏传佛教、以金牌信符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作为元明清治理藏区的中介环节,明代对西番诸卫的政策上承元代格局,又有许多创造性、建设性的拓展,开启了清代以府县区划管理安多藏区的先河。因此,明代西番诸卫是安多藏区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拉卜楞属寺在安多藏区的地域扩展研究

属寺的确立是藏传佛教各派别地域扩展的标志。1710年格鲁派拉卜楞寺建立,它以夏河地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将政教势力先后伸向大夏河、洮河、白龙江等流域以及青海、四川地区,逐渐成为安多藏区最大的政教集团之一。至清末民初基本定型,拉卜楞属寺在安多藏区的空间分布基本维持在甘、青、川交界一带。其地域扩展经历早期在卓尼、大夏河等地区扩展势力的艰辛,后期在安多藏区的全面开拓,以及民国时期缓慢发展三大历史阶段,教派、政权与财力等诸因素是其地域扩展的重要原因。

文昌神信仰在安多藏区传播的历史及原因分析

文章以解读民间传说故事、藏传佛教典籍、历史文献资料等路径,探讨文昌神信仰在安多藏区传播的历史,并分析其原因。认为文昌神是在明代安多藏区实施移民实边政策、汉藏宗教文化间经过长期交流和相互影响及安多藏区多民族杂居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下传播到安多藏区的。

安多藏区文昌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以赤噶尤拉颇章为例

文昌神是道教信仰体系中的神灵之一,然而在安多藏区也普遍存在对文昌神的信仰,并且在汉藏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体系和文化现象。从人类学的视角,以赤噶尤拉颇章为个案,运用田野调查和查阅文献的方法,对安多藏区文昌神信仰的文化特征做一些探讨,颇有意义。

现代化语境下安多藏区建筑及景观创作研究——以青海省海南州藏文化产业创意园为例

现代化语境下地域建筑创作需要对传统方法进行调试与创新,以更好地传承和延续历史文脉。安多地区以藏文化为主体,同时还并存着汉、伊斯兰、蒙古等多重文化形态,其文化的多元性反映在建筑中也呈现出有别于卫藏及康巴地区的独特风格。本文研究现代化语境下安多地区建筑及景观创作的原则、途径,并结合海南州藏文化产业创意园项目做实例分析,总结地域建筑及景观创作的方法与经验,旨在为当地城市建设的理性发展提供参考。

安多藏区宗法文化形态分析

宗法文化在安多藏区亦有全面表现,涉及政权、教权、血缘传递、婚姻缔结、生养死葬等诸多方面。教权强化了政权和族权,政权保障了教权和族权,族权则延续了教权和政权。安多藏区的宗法文化体现出边缘性及混融性两个突出特点。

明初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汉式佛殿形制初探

安多藏区包括今甘肃南部、河西走廊、四川西北部及青海大部分地区,地处中原与西藏联系的交通枢纽,又称“前藏”,具有多民族共处,文化多元共生的特点。为强化对安多的控制,明初除建“西蕃诸卫”、“土流参设”、茶马互市外,尊崇藏传佛教成为重要国策。为此,皇帝曾在该地区敕建大批藏传佛教寺院,尤其是从兰州经永登、乐都至西宁一线更是寺院林立,现为全国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乐都瞿昙寺及永登妙因寺、显教寺、大佛寺等至今保存完好,是研究14、15世纪藏传佛教寺院形制和甘青地区古建筑做法的的重要例证。例如瞿昙寺瞿昙殿(1392年)妙因寺万岁殿(1427年)、显教寺大殿(1482年),均以下檐副阶周匝成暗廊,作为右旋礼拜道,形制与西藏日喀则夏鲁寺门楼上所建重檐歇山周绕礼拜道的布敦堂类似,共同反映了元末明初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本文以大规模测绘为基础,结合文献考证,初步揭示了安多藏区明初汉式藏传佛教建筑的特征和价值。

安多藏区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创建与地方产业的关系

安多藏区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体、多民族聚集的多种文化共存的有地方特色的地域。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传统的安多藏区地方文献数据库很难为广大用户所熟知和利用,而网络则为这类知识信息的共享提供了条件。文章主要论述了运用现代网络、数字化技术创建安多藏区地方文献数据库的必要性以及与地方产业的关系。

拉卜楞寺与安多藏区藏传佛教艺术的体系化传承

在安多藏区的藏传佛教寺院中,拉卜楞寺保存有最丰富的宗教艺术文化遗产,但是成就其声望的却是其完整而严密的佛教文化研习体系。从文化视角来看,拉卜楞寺的学术传统不仅成就了其宗教声望,也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文化背景对安多藏区藏传佛教艺术的体系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安多藏区土司制度略论

安多藏区的土司制度主要可分为三类:即典型土司制、卫所土司制和僧纲土司制;并依据正史、地方志和家族谱等资料,分析和诠释了各类土司制度的主要特点。

插箭节与安多藏区部落文化——以西仓十二部落与合作四部落为例

大大小小的藏族部落作为重要的地缘组织,是现当代安多藏区农牧民插箭节的主要活动单位。本文选取安多藏区重要的组成部分——甘南藏区,作者曾做过民族学田野调查的西仓十二部落、合作四部落为对象,尝试通过插箭节礼俗文化透析藏族部落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晚清安多藏区的寺院与社会纠纷——以同治、光绪年间卡加与隆哇的冲突为例

民国时期,著名藏学家于式玉在论及安多区藏族传统社会的纠纷处理方法时说：“部落社会只有在部落以内才有道德与法律可言;部落以外,便惟力是视了.”民国如此,晚清亦然.晚清时期,安多藏区部落纠纷的解决,部落自身力量是重要依据,部落外的力量也是重要凭借,两种力量常处于一种对抗与整合的状态之中,从而使部落的冲突及其解决显得异常复杂.

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安多藏区的传播

藏传佛教宁玛派典籍和敦煌古藏文P.T.996号文献,有证据显示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是在传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受苯教以及藏传佛教等影响下形成的比较特殊的宗教群体,并于吐蕃末期传播到安多藏区之今青海贵德、尖扎等地区,从而为藏传佛教初传安多藏区的历史提供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