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新出土文献所见楚人先祖世系之生成

传世文献中,楚人的先祖世系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直至《楚世家》基本定型,并为汉魏诸人所继承。依据出土文献,可知司马迁将季连与穴熊视为二人,而楚先祖的世系实为:颛顼—老童—黎(祝融)—季连(穴熊)—熊丽—熊狂—熊绎。商周时期,季连一族为保障安定,先后与商、周联姻合作,成为早期楚人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途径。楚简所见楚人对近祖的祭祀,与周朝的祭祖相近,保留了周祭祖礼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