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岐与扬州——记中韩交往史上的一位扬州盐商

安岐是中韩交往史上的重要人物 ,清代中叶在扬州经商 ,曾任两淮盐商商总。他不仅精于盐务 ,而且对中国书画艺术有很深造诣 ,所著《墨缘汇观》一书影响深远。今扬州安家巷 ,是其故居所在地。

《墨缘汇观》话安岐

安岐生于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不详,约于乾隆九年至十一年间。字仪周,号麓村松泉老人。因其常用的鉴藏印中有方"朝鲜人"章,故有朝鲜人一说。安岐清代中叶在扬州经商,曾任两淮盐商商总。他不仅精于盐务,而且对中国书画艺术有很深造诣,极喜收罗古籍古玩、法书名画,精于鉴赏并擅书画,同行称其为"博雅好古之士",所著《墨缘汇观》一书影响深远。安岐以其精明的经商才干,深厚的文艺修养,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典型地代表了扬州盐商的作风。

大盐商安岐的收藏往事

在清代,中国书画收藏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在士大夫阶层之外,一些古玩商以及出身平民的收藏家,以新兴的市民阶层身份出现,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他们以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收藏,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占据显著的地位。安岐就是这样一个书画收藏家。

从安岐与王翚的交往看清初北方商贾的书画收藏趣味与行为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对美籍华裔收藏家翁万戈之女所提供的《安麓村小像》及相关资料进行考察,以此为出发点而延展出的一种讨论和理解清初大收藏家安岐的新思路。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墨缘汇观》的意义上来讨论安岐及其书画收藏的,而安岐的书画收藏也基本上被等同于《墨缘汇观》中所著录的书画作品。但是,本文通过对《安麓村小像》的观察和研究,试图展开一个理解安岐的新视野,那便是在《墨缘汇观》之外,被我们所忽视了的安岐书画收藏的另外一个方面,即安岐与其同时代人的交往,并对其同时代的书画名家及其作品所进行的委托、赞助和收藏活动。本文以考察《安麓村小像》的创作背景和收藏情况为前提。首先讨论了安岐的商人身份与王翚那种介于文人和职业画家之间的身份是如何在两人的交往中发挥作用的,在两人关系中,安岐不但直接向王翚进行绘画作品的委托,而且还通过王翚本人或如蔡琦等其他渠道对王翚作品进行收藏;其次本文通过讨论安岐在天津的私家园林"沽水草堂"与《安麓村小像》之间的关联,不但说明由商人所带动的清初园林文化是如何刺激了"山水肖像画"这一山水人物画新形式的出现和发展,而且认为这种山水人物画新形式是与清初北方商人的"所有权逻辑"相吻合的;最后,随着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北移,北方商人这一清初重要的书画收藏群体,不但通过赞助、委托和收藏行为影响了绘画新形式和新风格的出现,而且也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南画北渡"的新局面,并进而最终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绘画史的形状。

谈耿昭忠与安岐的两方“珍秘”印

耿昭忠与安岐各有一方"珍秘"印,形制极为相似,在鉴藏史研究中引发了混淆。本文证明耿氏的"珍秘"印与安氏的"珍秘"印是归属不同的两方印章,并揭示各自的钤盖规则。

从安岐说董其昌论赵孟頫

安岐的《墨缘汇观》分"法书"、"名画"两部分,但其结构安排并不对等。"名画卷"可视为一部深受董其昌"南北宗"论影响的"南宗"谱系画史,但由于董其昌没有勾勒书法史的脉络,因此"法书卷"便成为一种非"董其昌式"的结构。因此就让赵孟頫的定位在《墨缘汇观》的非对称结构中显得非常特殊。董氏既钦佩赵孟頫,又视其为敌手,待晚年自省,方知吴兴之妙。本文从安岐的视角切入,探究董其昌在书画两方面对自己和赵孟頫的比较与评判。

安岐绘画鉴藏考

在明末清初的书画鉴藏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书画鉴藏家,如张丑、孙承泽、曹溶、梁清标、宋荦、王鸿绪、高士奇等。他们收藏的书画名作上至晋唐,下至明清,收藏书画的数量多且精。在他们之后,出现了一个大收藏家,他几乎囊括了前人所收藏的绝大多数的书画名作,成为清初最大的一位私人收藏家,他就是安岐(1683—约1746)。

高土奇真的斗胆进赝康熙吗?

在清初特定历史时空下出现了一个官僚鉴藏圈子,这个圈子中的鉴藏家都是著名的大官僚,诸如梁清标、宋荦、高士奇、周亮工、王士祯、朱彝尊等,甚至包括后来的王鸿绪、安岐等,他们的藏品又逐渐成为乾隆内府的主要藏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士奇,因他在鉴藏史中留下一个历史的谜团:他真的向康熙进献价值不超过十六两的赝品,而自己则留下大量真迹吗?与此同时,他的一本《江村销夏录》奠定了他在鉴藏史上的地位,另一本《江村书画目》则被人们视为大耍手腕、向康熙进献赝品的'底账'。他究竟向康熙进献了多少赝品?其中有一些真品吗?

姚最《续画品录》浅谈

(一)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在中国美学史、美术史、绘画史或者艺术批评史上,是一部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绘画批评巨著,对于后代发生过重大和深远影响,特别对后代开展艺术的批评并总结成书,起着典范和启发作用。因而,它享有极高的声誉。

从沽水草堂到清内府——《墨缘汇观》中的赵孟頫书法

清乾隆时期的书画鉴藏家安岐是历史上民间大规模收藏赵孟頫书法的领头人,所藏赵书绝大多数流入清内府,奠定了清内府收藏赵书的基础。赵孟頫书法从安岐所居的沽水草堂到清内府,也标志着私人收藏到皇家收藏的移位。但是赵孟頫的书法自其在世时就有作伪的情况,历史上任何书画鉴藏家都避不开赵孟頫书法的真伪问题。安岐所著《墨缘汇观》中,留下了生动的鉴定赵书的意见,直接影响了清内府的判断,在这过程中,安岐、乾隆的鉴定各有得失。

姚最《续画品录》浅谈

(一)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在中国美学史、美术史、绘画史或者艺术批评史上,是一部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绘画批评巨著,对于后代发生过重大和深远影响,特别对后代开展艺术的批评并总结成书,起着典范和启发作用。因而,它享有极高的声誉。从谢赫生活的齐、梁时代到清末大约一千三、四百年间,历代艺术批评的开展和它的总结成书,为数甚多,就他们的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下列四类:一、从内容到体例。

浙江传统经典书画名作图录 东晋王《伯远帖》

王珣《伯远帖》,纸本,行书,共5行47字,纵25.1cm,横17.2cm,是一封问候友人的书信,表达了对友人病况的担忧,是典型的“告哀问疾”手札。原文如下:“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王珣《伯远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被乾隆皇帝誉为“三希”法帖。此帖流传有序,北宋时曾入宣和内府,后流落民间,为明董其昌、清安岐等人收藏。乾隆十一年(1746年)进入内府,经乾隆品题,入藏养心殿三希堂。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后流散在外,辗转为郭葆昌收藏。195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在香港将《伯远帖》《中秋帖》购回,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几种印鉴及相关书画真伪

凡《石渠宝笈》藏品钤有乾隆印玺的,其上如有耿昭忠、嘉祚父子、梁清标、安岐、宋荦等藏印,则此等印绝无伪造。安氏印《石渠宝笈》全不录,因安氏为朝鲜"包衣"(所谓奴才者),故皇家贱之,不录其印记。徐宗浩(石雪)藏有白文"梁清标印"遗印一方,徐有时钤之于自藏书画上。

黄琳与其书画藏品中的“关内侯印”

古代法书名画之上,多钤盖藏家收藏印,藉此可厘清法书名画的递藏过程等问题。明黄琳（一四五〇—一五二〇）,字美之,号蕴真、休伯、国器,安徽休宁人,官至锦衣卫指挥。明弘治、正德年间著名收藏家,所藏古籍书画甚富,有＂冠于东南＂之誉（董其昌语）。

默契神会 悟入真趣——清初鉴定家顾维岳事迹考索

顾维岳是活跃在康熙年间的著名鉴定家。他曾为康乾之间的季振宜、徐乾学、高士奇和安岐等人掌眼,影响了一代大收藏家的鉴赏品味。但对于他的具体情况我们现在所知甚少。本文试图通过钩稽文献,以顾维岳兄长顾复所著《平生壮观》及书画商吴其贞所著《书画记》为基础,并参佐其外甥何焯《义门先生集》,加之诗词尺牍,考证顾氏的生卒年月、交游事迹、所藏书画,力图展现出他较为完整且清晰的面貌,并对近年发表的相关研究做出评价。

德俊茂才等六帖册

《墨缘汇观》法书下卷,元·赵孟頫行书《德俊茂才帖》、《进之帖》、《次山总管帖》(图一)、《明远提举帖》、《子方帖》、《静心帖》等六札合装为一册。后从安岐家转归乾隆内府,又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淳化轩四,称为“赵孟頫尺牍六帖”;亦刻入《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第二十一册。

《墨缘汇观》“续录”研究

《墨缘汇观》是清初鉴藏家安岐编撰的一部书画著录,有"续录"两卷,其中著录的作品真伪杂糅。本文认为,"续录"所著录的书画,多是安岐编写《墨缘汇观》时拣定剩下的作品,由安岐从子安元忠整理编写。安元忠编写"续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安岐曾经过眼的作品。在整理编辑之时,他并未仔细检阅《墨缘汇观》,使得"续录"著录作品与《墨缘汇观》提及的作品多有重复。除此之外,安元忠还在"续录"中加入了自己的藏品,并在部分藏品上钤盖了安岐的鉴藏印章。

乾隆书画收藏的“寓意”与“留意”——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谈起

宋代苏轼在《宝绘堂记》中云“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①,提倡追求不为物所役使的自由精神,对“寓意”和“留意”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寓意于物”与“留意于物”的差别在于心神涉入的深浅程度。

精收博藏 赠以表志——收藏家与天津博物馆

近代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港口城市,同时又是京师的门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使这里成为军阀政要、皇族贵戚、巨商富贾等各派势力的寓居之所,他们收藏大量珍贵文物,使天津成为文物流通的一方沃土。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孕育了众多文物收藏、鉴赏大家,他们不惜倾注一生心血,致力于古物收藏,殚精竭力地保护、传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建国后,众多收藏家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政府的信赖,纷纷化私为公,慷慨捐献,这些瑰宝成为天津博物馆丰富典藏的重要基础。

存世古摹王羲之墨迹汇考(一)

王羲之手书墨迹真本,世早失传。即在乾隆初为安岐所藏,见于《墨缘汇观》著录,被称『宜命为真迹』的《袁生帖》,入清内府后,一度刻于《三希堂法帖》,从此二百年来亦已不知下落。虽曾传闻东渡日本,但仍难知确否。现存所谓王羲之书,最好不过是唐摹,有一些是宋以来的摹本,但摹手有高下,且有一摹再摹之本,转摹转失,虽古亦难传真了。因此我们对那些摹本,除了研究时代早晚以外,还要判别其勾摹得好不好(也有唐摹劣本还不如后世所摹的),然后才能确定其传真的价值如何?这里就我所见到的(也有只见极清晰的下真迹一等的影印本),从唐到元明时代的摹王羲之书帖,分别记录并加考评介绍给读者,便于临写或研究以至欣赏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