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权”“国体”的话语与实践:“安得思案”的中方应对研究(1928-1930)

1928年至1930年间,以古物保管委员会为代表的中国方面和以安得思为代表的美国天产博物院围绕蒙古高原地区考察授权、古物归属及合作原则等问题展开了数次交涉。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始终坚持力争“国权”与维护“国体”的宗旨。从其具体过程来看,古物保管委员会既有以“国权”换取“邦交”的无奈抉择,也有为捍卫“国体”而不惜终止合作的强硬诉求。相关交涉契合南京国民政府构建主权形象、凝聚政权认同的现实需要,反映了彼时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提倡古物考察自主性的诉求,从而与西方学者在中国境内从事的古物收集形成了一种“知识竞争”。就其结果而言,这一诉求直接推动了《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施行细则》《古物采掘保管法规》《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等行政法规的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