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皮克林的新旧高能物理学不可通约论

文章分析了当代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高能物理学史所作的社会学研究。指出皮克林以七十年代中期作为新旧物理学划分有较充分的依据;对新旧物理学作不可通约性的理解有一定的创新和意义。他将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变化作为不可通约的主要原因,寻求对托马斯.库恩的新旧范式不可通约论作新的更符合现代物理学发展史的解释,是后库恩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

试析皮克林实践研究转向的根源及意义

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托马斯.库恩的新旧范式不可通约论及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来解释高能物理学的发展,但随后深入的研究发现,单纯的社会学解释不能解决科学知识增长的动力以及客观性与相对性的矛盾等问题。80年代后期皮克林回到物质实践的维度,以实验室中科学家通过物质仪器的实践活动来理解科学知识的增长,实现了从社会学解释向实践研究的转向。他的实践转向不但给SSK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给80年代以来相对比较沉闷的科学哲学新的启发。

科学史与后人文主义——析皮克林的后人文主义科学史观

分析了当代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的科学史观.指出他欲建立独立于科学家的解释方式的“历史解释”,以超越传统的逻辑实证(经验)主义的科学史观;摆脱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在实践上的困境,以“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观点来看待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来理解实验室中的科学文化.这些新观念对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沟通与融合带来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