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之脑:《安德鲁的大脑》的认知学解读

《安德鲁的大脑》是多克托罗转向人的意识与认知的一部杰作,它将发生的个体偶然事件与集体事件关联起来,表达出对创伤经验的整体性认知。该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认知科学家的眼光来审视人类遭遇的创伤,强调自我作为主体的伦理责任,而有罪意识是受创者对创伤自责性的认知,置换了受害者无辜的话语,对施害者与受害者对立范式的价值观提出挑战。通过直接介入“9·11”创伤话语,多克托罗将个体创伤认知升华为对命运共同体的忧虑。

论《安德鲁的大脑》中的叙事治疗机制

E.L.多克托罗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安德鲁的大脑》以认知科学家安德鲁与治疗师之间的对话构成主要叙述方式,成为后现代心理学治疗法"叙事治疗"与文学创作结合的典型案例。叙事治疗为转叙、元小说技巧展示及叙述时间的安排提供了创新契机,同时也为疗治作品人物及作家的文化创伤提供了有效途径。基于对小说中叙事治疗机制的分析,论文指出:该作品并不囿于"再现"9·11创伤,而旨在"去9·11化","治愈"才是其最终的目的。

大脑的牢笼——评E.L.多克特罗的新作《安德鲁的大脑》

《安德鲁的大脑》是多克托罗2014年推出的一部文学新作。本文主要着眼于小说对如今流行的“历史终结论”思想的批判，分析小说借以主要人物安德鲁对过去充满负罪感和灾难人生经历的思考，来隐喻如今人们思维受到既有知识世界的束缚而导致思想僵化，最后安德鲁在政府的经历更是批判了西方将自由民主视为“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的思想。

愚形智心——《安德鲁的大脑》中的自我表征及其文化意涵

与多克特罗其他小说不同,《安德鲁的大脑》的关注焦点从19至20世纪的美国历史转向了主人公个人的大脑活动,并将之以对话形式呈现出来。这一转向使主人公安德鲁获得全面表征自我的机会。安德鲁的自我表征从不同层面展开,并将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批评及哲理性思考与其个人生活经历相融合,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有些癫狂的安德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人,而是具有哲理性洞见的、形愚而心智的"圣愚"。

后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安德鲁的大脑》——主体性的解构与重构

《安德鲁的大脑》是E.L.多克托罗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不同于以往着重关注美国历史的小说,多克托罗在《安德鲁的大脑》中将叙事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大脑活动及心理活动之中,通过描绘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的主体性问题,暗示了其在人与非人界限模糊的后人类时代,对于人类主体的后人文主义反思,以及希望寻求新型主体以摆脱逐渐沦丧的人类主体的危局。

《安德鲁的大脑》中的三重对话与后现代性

在美国作家E.L.多克托罗的小说《安德鲁的大脑》中,人物之间的对话行为构成了主要叙事线。评论界大多采用心理分析视角,将对话理解为主人公安德鲁治愈创伤的手段,而忽视了其哲学和美学内涵。如果将小说置于巴赫金对话理论框架之下,会发现它存在着三个层面的对话,分别是“人物间的对话”、“文学文本间的对话”和“文学与媒介文化的对话”。多克托罗通过“对话”来实现越界,构建出一部与“9·11”官方叙事相对抗的“反叙事”,体现了反主体、反本质和去中心化等后现代主义基本命题,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个体普遍生存状态、他者声音和差异性知识的关注。

《安德鲁的大脑》中的个体创伤与记忆伦理

《安德鲁的大脑》为多克托罗生前最后一部虚构作品。小说以不知名的心理医生与创伤受害者、神经学家安德鲁之间的对话形式展开,其叙事模式类似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谈话疗法。虽未明确提及9·11事件的字眼,但小说直指这一触发创伤问题的事件及其对记忆问题的影响。本文认为,多克托罗借助创伤叙事者安德鲁的自我分析呈现他对自身、家庭与9·11事件的个体记忆,于黑色幽默中揭示政府的做秀举动与对集体记忆的操控,主张面向他者、以宽恕和遗忘为基础的记忆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