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觉是一种“非观察性”的自我知识吗?——读安斯康姆《意图》

我们对自己意图行动的知识与我们对他人的行动的知识在本质上有区别吗?一个直观的答案是在本质上不同,行动者对于自己意图行动的把握是一件内部的事情,与外部事件不同。当然会有另一种答案:意图知识与其他类型的知识没有不同。这两个答案不可能同时为真,但无疑都揭示出了某种关于意图行动知识的关键要素。安斯康姆在其《意图》中所提出的非观察性自我知识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深入思考的一种路径。同时,我们需要区分这种非观察性的自我知识与主导我们认识世界的知觉之间的关联。

如何设计具有自主意图的人工智能体——一项基于安斯康“意图”哲学的跨学科探索

具有自主意图、只依赖小数据运作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的出现,并不会像有些人所预估的那样导致"机器奴役人类"的局面出现,因为此类技术对于小数据的容忍可以大大增加此类技术的潜在用户的数量,并使得体现不同用户价值观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大量出现。这样一来,具有不同意图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彼此之间的对冲效应,最终会使得任何一种具有特定意图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都无法占据主宰地位。相反,由于作为专用人工智能技术代表的深度学习技术的运用在原则上就需要大量数据的喂入,其对于民众隐私权的侵犯就成为一种难以被全面遏制的常态,因此,此类技术的发展在原则上就会加强一部分技术权贵对于大多数民众的统治地位。不过,要在通用人工智能系统里实现对于意图的工程学建模,就需要我们在哲学层面上首先厘清关于意图的种种哲学迷思。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女哲学家安斯康的意图理论是一个比较好的讨论起点。具体而言,安斯康关于"意图是在欲望驱使下做某事的理由"的观点,是可以在通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被实现的,但是她关于信念与意图之二元对立的观点,却在不少地方有失偏颇。而"非公理化推理系统"(纳思系统),则将为吸纳安斯康意图论的合理部分提供相应的工程学手段。

实践推理的逻辑效力:从冯赖特到安斯康姆

冯赖特关于实践推理逻辑效力的著名论证为当代行动哲学中的因果论与意向论之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该论证至少在结语部分存在着令人费解甚至矛盾之处,而安斯康姆对冯赖特工作的回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释疑作用。沿着安斯康姆的路向来理解,冯赖特论证的结果表明了实践推理可以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甚至就此而言也就可以说,以实践推理为主要解释模式的人文科学,具有一种所谓人文科学的"逻辑"。然而,逻辑上的有效性(理论必然性)并不等同于"实践上的不可避免"(实践必然性),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理论推理也适用于所谓的实践推理。人文科学"逻辑"中所指的实践推理的有效与否,只针对人对于自己或他者行为的解释或理解,并不针对人凭借自由意志所做出的行动本身。

安斯康姆曲线:意向性行动与身心整体论

安斯康姆认为,意向是意向性行动的特征而不是它的属性,斯多特兰德和洪斯贝将此视为安斯康姆与戴维森在行动理论上的重要差异。安斯康姆拒绝以"法则论"来解释意向性行动,她试图以一种独特的追问来展现它是什么。汤姆普森注意到了安斯康姆式例子与戴维森式例子在形式上的不同,但是他忽略了这个差别的根源,即二者不同的本体论承诺:戴维森派从根本上讲仍是笛卡尔主义的,而安斯康姆是反笛卡尔主义和反还原论的。安斯康姆关于意向性行动的思想及其对心智研究的贡献只有在身心整体论的立场上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这个身心整体论不仅在语言建构上是可能的,而且在语用上也是简便的。

安斯康姆与德性伦理的复兴

1958年牛津大学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康姆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现代道德哲学》①,而对现代道德哲学②发起“清算”,这也标志着现代德性论的复兴[1]。本文主要探讨安斯康姆这篇文章的划时代意义,及其对现代道德哲学进行的深刻批判,考察现代道德哲学“反古”寻求灵感和帮助的可行性。

论安斯康姆主体性思想——以《意向》为例

安斯康姆是否有主体性思想,研究者对此存在争议。本文力图以《意向》为例,对安斯康姆的主体性思想进行阐发,并对其主体性思想进行评析。首先,安斯康姆认为行动并非无意识的产物,这使得主体性不再可能。其次,她批判了理论认识的主体,认为理论主体并未阐明主体性的内涵。最后,安斯康姆阐发了行动主体的重要性。她强调主体的自觉自发性、现实性及内在性。这虽然表明了主体的基础地位,但却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中,因而安斯康姆的主体性仍有不彻底之处。

意向行动摹写形式——解读安斯康姆对“意向”概念的刻画

安斯康姆的《意向》一书翻开了行动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论研究的新篇章。它从语言分析的视角刻画“意向”概念,指出“意向的”标记的是一种事件的摹写形式,可以称之为意向行动摹写形式,而不是对某些事件之特定的特征或属性的指称,也不是对伴随或开启行动的内在状态或特殊内在事件的描述。该形式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隐藏于多种多样的表层语法之下,借助特定的“为什么”问题和对行动中的临场非证成之知识或信念的引入,这一形式得以彰显。意向行动的基本摹写形式分为整合式与分列式两类,还有五种基本的瑕疵摹写形式,而意向表达只是从属于意向行动摹写形式中的某种特定的摹状取值状况。

安斯康姆与实践知识的实践性:实践知识作为有意行动的内在形式

安斯康姆认为,行动者对自身有意行动拥有实践知识。实践知识的"实践性"体现在,实践知识是其对象的原因。本文旨在澄清并推进这一实践性论题。我首先考察了主流行动理论把实践知识理解为有意行动的动力因的尝试,并指出这一刻画与安斯康姆的"内在主义进路"相背:在安斯康姆看来,使有意行动成为有意行动的因素并不外在于这个行动,但在动力因的因果关系中,原因外在于结果。接着,我考察了近年来一些新安斯康姆主义者用形式因理解实践知识的努力,并尝试将这种解读与安斯康姆的内在主义进路结合起来。之后,展示了这一内在主义形式因解读所会面临的两个批评,针对第一个批评,我在汤普森和拉文的工作的基础上将有意行动刻画为一个具有内在目的论结构的事件;针对第二个批评,我论证了这一目的论结构和实践知识不可分离,并借助阿奎纳在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之间的区分将实践知识刻画为一种具有目的论结构的事件的内在形式。根据本文的论证,实践知识的实践性体现在实践知识是其对象的原因,而这一命题应该被理解为实践知识是其对象的内在形式。

“安斯康姆问题”的问题

安斯康姆区分了意图概念的三种用法,“三者如何统一”的问题为行动哲学奠定了基础。但一方面,安斯康姆问题预设了一系列前置问题:(1)三种用法的区分方式具有跨语言普遍性吗?(2)区分的数量有必然性吗?(3)为何有必要寻求统一?恰当回应这些前置问题,安斯康姆问题的合法性才能获得辩护。另一方面,由于对其哲学方法的遗忘,当代行动哲学又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扭曲了安斯康姆问题。发掘日常语言哲学方法,可以进一步阐明该问题的意义,并为困境中的当代理论提供启迪。

如何理解对自我的义务?——基于康德伦理学的分析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到对自我的义务,但是对自我的义务面对着无法解释义务概念中强制性的困难。康德通过区分自我的两种不同视角来解决这个困难,并赋予对自我的义务以基础性地位。对自我的义务是形式的,它是具体的对自我的义务以及对他人的义务的前提。没有对自我的义务,就没有其他义务。康德的解决方式,既回应了安斯康姆否认存在着对自我义务的批评,又不需要预设达沃尔的第二人称的理由。然而,这种解决方式以先验观念论为基础,当代建构主义者没有预设先验观念论,但也没有给予这一义务以基础性的地位。

维特根斯坦遗作:编辑历史、方法与冲突

维特根斯坦遗作编辑历史分为"两轮"和"七级阶梯"。"第一轮"工作由维特根斯坦3位遗作执行人完成:冯·奈特、安斯康姆和里斯。该轮工作从"第一阶梯"开始到"第四阶梯"结束。"稍后一轮"编辑工作由国际学者协作完成。3位整编者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编辑方法:冯·奈特以遗作文本为源头的方法;安斯康姆以TLP和PI为焦点的编辑和研究方法;里斯以作者为中心的编辑方法。"稍后一轮"编辑工作逐渐变得客观和"数字化"。遗作编辑工作在三方面存在冲突:遗作文本自身特质对编者的理解与编辑方法的影响;编辑者对遗作文本的"编辑干预"现象;遗作从"私人财产"进入到"公共领域"的演变与冲突。我们只能通过阅读维特根斯坦著作来理解其哲学,而编者的首要工作是为读者提供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客观编辑版本。在编者编辑和维特根斯坦原文间必须有条界限,我们既不能逾越这条界线,也不能将两者重叠。过多编辑干涉当然会影响,甚至损害读者对维特根斯坦遗作哲学思想的理解。

捍卫常识:从实践知识到行动哲学的新透视

实践知识是行动者对自己行动的知识,对此有心意还原论与素朴实在论两种解释路径。心意还原论认为,行动者直接知道的并不是世界之中的行动,而只是心灵领域中的意图与意志努力,这是行动的精致解释。素朴实在论则主张心灵与世界之间的贯通,在这种解释中,实践知识直接断言的就是行动本身。与麦克道不同,安斯康姆是在以非析取论的方式“捍卫常识”,因为实践知识本质上是行动者的自我知识,这有别于行动者对外部世界的知识。

意向性行为中的非观察性知识

安斯康姆指出,在意向性行为中行为者不用观察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一种区别于思辨性知识的实践知识,是行动的原因。其中有两个未明确的问题;一是行为者如何无需观察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二是实践知识的"知道"和思辨性知识的"知道"有何实质区别。学者对意向所知的证据进行了分析,但这些分析显示出,难以在意向所知是行动的原因和意向所知是一种认知结果之间进行综合。本文认为,意向所知是行为者运用实践知识进行实践时对行动所具有的意识,其内容是"如何做一件事情",而非"是否在做这件事情";而实践知识和思辨性知识的区别也就在于,前者是引导实践的,后者则属于一种认知结果。

通过实践智慧塑造有美德的心灵——评李义天的《美德之心》

1958年,安斯康姆在《哲学》杂志上发表的《现代道德哲学》一文对美德伦理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在文中,安斯康姆不仅批评了以康德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规则伦理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为美德伦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何谓美德: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思维图式

美德概念几乎在所有的古希腊伦理学体系中都是根本性的概念。自伊丽莎白·安斯康姆1958年发表《现代道德哲学》一文从而宣告现代美德伦理学复兴以来,“美德”日益构成现代伦理学的核心话题之一,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美德概念的生命力。但美德到底是什么依旧令人困惑。因此,重新考察美德概念在古希腊的渊源,尤其是这个概念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塑造历程,对于现代美德伦理学来说,依然具有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身体性自我知识初探

现代西方哲学在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往往陷于困境。摆脱困境的一个切入点是身体性自我知识,比如我们关于自己肢体姿势的知识。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索。出发点是以下论断:这种知识不是观察知识(安斯康姆)或感知性知识(麦克道尔)。进而阐释安斯康姆的另一论断,即这种知识的内容只能通过关涉身体本身的词汇来描述,"无法分离描述"。该论断凸显了身体性自我知识与五官感觉知识的不同特征,但是否足以断定它不是感知性知识,还有待进一步考量。

第一人称

本文考察了卡普兰、弗雷格和刘易斯等人的观点，对第一人称代词“我”分别从语义学刻画、自我概念以及它在信念、命题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做了深入分析。本文首先讨论了卡普兰等人关于“我”的语义学观点。对“我”的语义学说明的困难在于：“我”确定指称的方式似乎因人而异，每个人在使用“我”时都有其特殊的指称方式；即使如此，人们仍然能够相互交流和理解。作者同意卡普兰的观点：要通过描述“我”的使用方法而非寻找弗雷格式的涵义来刻画“我”的语义。人们使用“我”时都依赖于一个先在的自我概念。作者随后考察了笛卡尔、休谟等人关于“自我”的观点，批评笛卡尔的“主体”理解会导致唯我论和循环，而休谟的“漂浮”的“自我”则根本无法理解。作者赞同笛卡尔关于“我”是思想主体和身体共同构成的统一实体的观点。作者还批评了安斯康姆将“我”等同于笛卡尔式自我而“我”并非指称性表达式的观点，指出她无法解释为何可对包含“我”的句子做存在概括。随后，作者考察了刘易斯对“命题”、“可能世界”以及“自我”等的理解，指出：虽然在刘易斯和他之间有明显分歧，但他们都认为每个可能世界是唯一的，且都把其中一个可能世界视为现实世界，但在哪个可能世界是现实世界上却发生分歧。文章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握“自我”，这种认识方式比任何纯粹的语言学描述更基本，它是我们使用第一人称的基础。

知识在行动解释中的作用——以韦伯困境及其回应为线索

知识在行动解释中的作用是社会科学哲学的重要问题。韦伯的行动图景表明了解决这一问题所面临的典型困境及其理论根源;哈贝马斯和安斯康姆分别给出了走出困境的两种路径,但两者各有其不足之处;对两条回应路径的整合有助于在行动解释中捍卫一种依赖“常识”的而非文化与人性之洞见的进路。

观察与概念——基于非观察性自体知识的非概念论

本文立足于对安斯康姆的非观察性自体知识的解读,试图为知觉经验内容的非概念论给出一条新的辩护路径。通过对麦克道尔的概念论论证的重构,我们发现,其论证所基于的原则或者落入了笔者称之为"猫咪谬误"的陷阱,或者徘徊在这一陷阱的边缘。为此,笔者尝试在概念论之争的主战场之外另辟蹊径,在对安斯康姆意义上的"观察"概念加以解读的基础上,考察了观察性表征与语言性表征的同构性,并提出了判定"概念性内容"的"分环勾连"原则。依据这一原则,非概念性的自体知觉经验内容是概念性的知觉经验内容的不可或缺的构成环节,前一类知觉经验是后一类知觉经验得以可能的必要前提。因此,必定有某些知觉经验的内容是非概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