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税自主和安格联事件中的日本

1927年初,随着国民政府把已在广州等地开征的内地税扩展至湖北地区,北京政府及孙传芳等地方势力,也在民族解放风暴的压力和巨额收入吸引下,先后宣布征收海关附加税。顾维钧内阁还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罢免了敢于抗命的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Sir Francis Arthur Aglen),从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对于日本在这场纷争中的态度与作用,以往著述引用日方史料较少,评述也欠详尽。笔者根据《日本外交文书》所载史料作一概论。

安格联的平衡之策及其破产——北京政府罢免安格联事件之再探讨

1911年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安格联,借助于海关对税款的控制以及用关余担保内债,营造了其个人权势地位的巅峰。在1925—1927年间中国南北政府与列强之间就开征二·五附加税展开博弈的过程中,安格联对中国人民日渐觉醒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逐渐高涨的现实视而不见,极力抵制协定关税体制的任何松动。安格联构建了多重平衡之策,使自己处于不可或缺之地位,并自以为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打破这个密织的网络。然而,在中外关系格局面临巨变的大趋势中,安格联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将招致败绩。"太上财政总长"的离去,昭示着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以及改革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历史进程的开启。

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与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内债的整理与管理

因债务偿还危机,1921年北京政府进行大规模内债整理。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在推进内债整理方案的具体实施、彰显债务信用以及整理内债基金维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长期独立于国内财政的海关税政系统为北京政府举借内外债提供了稳固的税收担保。从整个政府债券运行机制看,由安格联掌管内债整理基金的非正式性制度一定程度上为北京政府内债整理较为顺利的展开以及后续债务管理的运行奠定了较好的信用基础。

安格联——赫德的接班人

安格联(F.A.Aglen,1869—1932),英国人,中国近代海关第三任总税务司。他在前任赫德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半殖民地海关一整套人事、业务制度,进一步扩张总税务司的权力,特别是在攫夺税款收支保管权,把持“关余”,插手内债,操纵中国财政金融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称为北洋政府的“太上财政总长”。

上海银行公会与1920年代北京政府内债整理

在上海银行公会的呼吁和积极参与下,1920年代北京政府对内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日益严重的内债危机得以缓解,金融市场也日趋活跃。上海银行公会关于内债整理的意见和建议大多得到政府重视和采纳,在整理内债案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对银行业的投资经营也产生一定影响。在此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逐渐意识到惟有建立稳固的整理内债基金才能真正维护行业利益和稳定金融市场,进而广泛联合金融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筹建民间内债监督管理机关,希冀约束政府权力和规范金融运行秩序。这展现了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宽范围、多路径"的集体行动逻辑和制度诉求方式,以及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多重互动关系。

压迫与抗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继任者问题新探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继任者问题大体可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分成两个时期,前一时期赫德继任者问题的讨论基本仅限于赫德与总理衙门之间,而后一时期该问题就变成国际问题,变成内政与外交密切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赫德最早支持自己的弟弟赫政成为其继任者,但是由于赫政自己主动放弃,赫德这一愿望未能实现。赫政之后,赫德选中贺璧理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但是由于英国外交部的干涉,又改选自己的妻弟裴式楷作为总税务司的候选人。义和团运动后,英国外交部改变对裴式楷的看法,改支持贺璧理成为赫德的继任者。对此,赫德与清政府都表面应允,但却暗自抗争,最终选定安格联作为赫德的继任者。

海关史研究的新格局与新视野

2014年,英国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教授出版了关于中国近代侮关史的著作BreakingwiththePast：the MaritimeCustomsServiceandtheGlobalOriginsofMden^nc/na,相隔短短三年,姚永超、蔡维屏合作翻译的中文本《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以下简称《潮来潮去》）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乃海关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一件幸事.

多维政治博弈视野下的孙中山与1923-1924年粵海关关余争拨

1923—1924年,孙中山因军政府财源紧张发起拨存海关关余运动。但英美列强军事介入干涉,在广州制造了武力示威的“白鵝潭事件”。围绕海关关余的拨存,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州政权与北京政府、公使团及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进行了多方的政治交锋与博弈。在政治力量相对悬殊的情况下,广州政府积极发动舆论宣传,同时组织民众团体集会,借国共合作契机及苏联外交等支持,为海关关余拨存创造优势。随着英美军事干涉的实质停顿,英美外交战略的重新调整,在各方妥协之下,激烈的关余争端暂时得以平息。

无法摆脱财政困难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

廿世纪初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取得划时代的伟大胜利;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变为失败。人们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一般都认为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也不愿意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因而造成失败。这种论断无疑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论断,只是说明辛亥革命失败的必然性。并没有说明辛亥革命何以由胜利迅速转为失败的问题。近年来虽有论者涉及到财政困难这一问题。但也没有认识到无法摆脱财政困难是造成辛亥革命迅速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

江汉关英人税务司参与夺取关税保管权内幕

帝国主义各国为了保障不平等条约,大力发展外商在华的进出口贸易,垄断中国市场,千方百计地分别在1842年及1864年攫夺了中国海关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但洋人税务司并无直接管理和收支关税的权力.辛亥革命前,江汉关所有税款均由海关指定交给汉口乾裕号收存倾镕(该号为海关官号,与兑换银店不同,不得与各商帮交易往来,更不准出具买卖兑票,私立借券或代人作证).当时因银两成色不一,江汉关订立了倾镕章程。

辛亥变局中的海关挂旗之争

为什么海关在挂旗的问题上如此纠结,是因为他们对时局没有把握,不知道这场革命将怎么收场。他们在观望、等待,一旦时局明朗了,清廷的命运被决定,挂上新旗就是当然的了,他们也不再有任何的为难拒降龙旗晚清的海关管理权虽握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手里,但属于清廷的机关,挂的是黄龙旗,另外海关也有自己的旗帜。武昌起义突然发生,离革命风暴最近的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不断给总税务司安格联写信汇报情况。1911年10月12日,他在信中说"

辛亥烟台举义时间考

辛亥烟台起义,对山东乃至全国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时过七十余年,其举义时间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年适值烟台辛亥举义七十五周年,特对此作以考证,以示纪念。 就目前所及,辛亥烟台举义时间大致有以下八种说法:

海关总税务司与北洋政府财政

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是中国近代海关发展趋势的一大转折。然而北洋时期海关权势复张,总税务司安格联在把持、操纵北洋政府财政金融方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民国以来海关权势这一发展变化是以辛亥革命时期总税务司借口关税指抵外债赔款而夺取中国关税保管权为发端的。

北洋政府税务处督办蔡廷干

北洋政府税务处督办蔡廷干谭启浩蔡廷干（１８６１－１９３５），是北洋政府时期税各处重要督办之一。１８７１年，他１０岁时，以幼童被选送美国留学，１８８１年被召回国，入北洋海军天津水雷学堂习业。１８９２年任福龙号鱼雷艇管带。１８９４年中日战争海战中受伤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