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第1816号决议与不干涉内政原则

鉴于索马里海盗的肆虐对国际航运与该区域和平与安全产生了严重威胁,为了合法而有效地打击索马里海盗,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816号决议,该决议授权各国海军进入索马里领海打击海盗。尽管该决议内容一再强调要尊重索马里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并重申不干涉索马里政府的内政,然而,该决议对于不干涉内政原则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论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678号决议弃权的原因

1990年伊拉克侵占邻国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授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动武的678号决议。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该决议案投了弃权票。其真正原因主要是678号决议包含对伊拉克动武的内容有悖于中国力主和平解决国际危机的一贯立场;安理会在授权动武时缺少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采取强制性军事行动的前提条件;中国不能接受美国将中方支持678号决议与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紧密挂钩的做法;海湾战争扩大化势必会影响作为伊拉克最大债权国之一的中国的经济利益。总之,中国政府慎重决定弃权,绝不是偶然的。

联合国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与中韩关系新课题

联合国安理会因为朝鲜第四次核试验通过了第2270号决议。韩国是朝鲜半岛局势当事国,中国是重要利益攸关国,中韩围绕第2270号决议的合作对于半岛局势走向至关重要。两国都同意针对朝鲜第四次核试验进行严厉制裁,不同的是韩国希望全面制裁,中国则坚持正常的经济领域与民生领域应排除在外。朝鲜半岛无核化仍是中韩两国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下一步两国合作应围绕引导朝鲜积极面对第2270号决议、暂停美韩联合军演、避免"萨德"入韩、积极支持中朝关系稳定、推动停和机制谈判等五个方面展开。

保护的责任与安理会强制性干预决议——利比亚与叙利亚案例的比较分析

一种观点认为在利比亚危机中安理会1973号决议的通过是R2P的试金石,是R2P从语言到行动的第一次尝试。但对决议文本的仔细分析发现R2P的支柱一、《宪章》第七章与Po C均可成为安理会1973号决议的规范性基础,但R2P的支柱三却未在决议中被提及。叙利亚危机再次证明了R2P支柱三在实践中不可被执行。从人道主义灾难程度、溢出效应和平民保护三个维度审视,叙利亚危机相较于利比亚危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漫长的内战中,安理会却无法迅速达成与1973号决议相似的决议。通过案例对比发现,仅凭R2P自身无法促成安理会做出强制干预的决定。安理会是否能达成共识取决于五常的政策立场,在利比亚与叙利亚案例中,中俄两国的态度尤为关键。中俄基于一系列因素对两场危机做出不同应对。这些因素包括人道主义关切、利比亚/叙利亚国内冲突概况、国家利益、区域组织的立场以及对西方国家实际行动的担忧。

论海盗罪国际法规则的新发展——以联合国安理会1816号决议为基础

联合国安理会1816号决议是在现行国际法关于海盗罪定义严重滞后于现实中海盗犯罪形式的背景下产生的。决议扩大了海盗罪定义,完善了普遍管辖权制度,扩大了打击海盗行为的执法主体。尽管决议也存在一些不足,但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作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无疑为国际社会联合打击索马里海盗提供了法律依据,是对现行有关打击海盗犯罪国际法的发展和完善。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历程的再探究——关于联合国大会396号决议相关问题的探析

1950年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名为《联合国承认会员国代表权问题》的396号决议,从此以后凡是关于会员国代表权有争议的问题均由联合国大会讨论,这项决议主要是针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在此之前中国代表权问题主要是在安理会的范围内讨论且频频遭到美国的阻挠,那么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为什么要从安全理事会转向联合国大会呢?学界在研究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历程时对于联大396号决议的解读是一个空白,本文试图根据已有的史料梳理联合国大会396号决议通过的历程和前因后果。

联合国经济制裁人道主义豁免的美国“制造”与“续造”

联合国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就资产冻结制裁规定了统一的人道主义豁免规则,增强了人道主义豁免的标准化和常设性。联合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极有可能影响美国设计本国人道主义豁免机制,因此美国积极提出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草案,主导该决议的“制造”,并将本国政策实践渗入该决议内容,推动本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国际化。而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用语的模糊性为各国在执行层面的自由裁量留下空间,美国通过对该决议的解释、执行和内化,持续对联合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进行“续造”,这将塑造国际社会关于人道主义豁免的互动。对此,中国应继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人道主义豁免的造法进程,完善本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机制,推动从根源上减少经济制裁对人道民生的负面影响。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的发展与执行

2000年10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第421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参与、保护、预防以及救济与恢复4个方面。截至2015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共通过1325、1820、1888、1889、1960、2106、2122、2242号等8个相关决议。为落实决议,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会员国制订"国家行动计划"。到2015年12月,全球已有55个国家制订了国家行动计划。各界对以1325号决议为中心的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及其执行情况的评价差异很大,而共同之处在于:决议在实现全球性别平等、和平与安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经过15年的发展和执行,国际社会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仍面临巨大挑战。通过细致的梳理、分析、总结可以看到,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是"三个联合国"共同影响的产物,1325号决议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具有国际法效力,其发展体现了"人权问题安全化"和"安全问题人权化"两个方面的进程。此议题同时也是一个规范研究的具体案例,对相关政策制定、实践推进和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对安理会“决议造法”行为之定性分析与完善建言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373号决议与1540号决议明显带有造法性,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不过,仔细解读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实践不难发现:其实宪章的相关条款并没有排除安理会决议造法的可能性,虽然安理会决议造法不是安理会的一般实践,但安理会决议造法在受到合法性质疑之后却又为各国所广泛接受,这一切虽然不能说明安理会决议造法的习惯法规则已经形成,但却可以看出安理会决议造法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今国际法所认同。为了使安理会决议造法更加完善,有必要对安理会决议造法的条件、方式、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

和平掮客:1967年六日战争后约翰逊政府的中东政策

在阿以争端中担当调停人,以获得阿以双方的好感、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是美国自杜鲁门政府以来的基本政策取向。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约翰逊政府在应对阿以争端中所采取的平衡政策,也是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反映。为此,美国积极促动与苏联在解决阿以问题上的合作,推动安理会242号决议的通过。而对阿以双方,约翰逊政府则采取了拉拢约旦、与埃及保持联系及对以色列进行规制等措施,试图构建美国对阿以的对等平衡政策。然而,由于美苏争夺等因素的制约,美国这一时期的平衡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

科索沃独立的国际法分析——兼论民族自决权

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和民主的国家"。从国际法视角来看,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行为,既不是科索沃人民自决权的体现,也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实施,更没有取得塞尔维亚的同意。它侵犯了塞尔维亚自由决定其领土法律地位的权利。对科索沃独立的承认给国际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科索沃独立的国际法分析——兼论民族自决权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和民主的国家"。从国际法视角来看,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行为,既不是科索沃人民自决权的体现,也没有取得塞尔维亚的同意,更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实施,它侵犯了塞尔维亚自由决定其领土法律地位的权利。对科索沃独立的承认对国际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题的演进与发展——基于联合国秘书长报告(2010—2019)的分析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以来,联合国秘书长每年会针对这一问题的进展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大会递交年度报告。2010—2019年十年间的联合国秘书长报告主要围绕和平与安全、妇女参与、性别平等、保护及援助等四个层面展开。报告中占比最大的“促进和平和防止冲突”层面的内容显示,武装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是较常遇到的国际环境,预防和应对性暴力是较常遇到的具体问题。历年秘书长报告显示了在各项任务中继续强化性别平等和妇女参政的重要性,并一直致力于为妇女、和平与安全涉及到的各项任务提供援助。

加速实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对近五年中国落实“妇女与武装冲突”战略目标的评估

在过去25年中,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①战略目标5“妇女与武装冲突”已经发展为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近5年来,中国在落实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有关各方应采取切实措施,有效增加妇女参与外交决策、维和行动的人数;将性别平等纳入实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主流,重视妇女在预防冲突、冲突及冲突后进程中的权利;强化性别统计与性别研究,建构性别平等的和平文化;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处理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在制定《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时应加入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内容,以回应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制定相关国家行动计划的倡议。

浅谈欧盟法与国际法的效力关系——以卡迪案两法院的不同审判为视角

近年来,欧盟法1和国际法之间的效力关系备受欧洲和国际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这二者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国际法和欧盟法的重大变化,并从中寻找答案。而2005年的卡迪诉欧盟理事会及委员会案对于欧洲判例法则是一个新的发展。该案例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欧洲法院所要废除的欧盟理事会相关条例的规定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反恐决议而制定的。虽然欧洲法院一再强调其无权质疑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合法性问题,但这一案例的判决仍引起了关于国际法与欧盟法之间效力关系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本文试图分析欧洲一审法院与欧洲法院对该案的不同判决,来阐释国际法与欧盟法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

日本《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保障的行动计划》外向型立场分析

2013年日本为响应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决定制定本国《妇女、和平与安全保障的行动计划》(简称“WPS-NAP”)。目前该行动计划已有两版,分别于2015年和2019年完成。第一版颁布后,学界对WPS-NAP的外向型立场及其文本中存在的模糊性表述产生了争议。利用文本分析法对外向型立场和模糊性表述的依据和原因进行分析后发现,日本为了稳固美日同盟且不碰触日本传统父权制观念,在性别主流化方面一直对国内敏感问题选择回避。日本在制定WPS-NAP时对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进行了国别化诠释,确立了外向型立场,并欲通过部分模糊性表述弥补外向型立场带来的缺失。这一立场的确立始终是出于对日本国家长远核心利益的考虑,如赢得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发展海外军事力量等。从根本利益看,WPS-NAP确立外向型立场虽引起了学界争议,对本国政府而言却是一箭双雕之举。

新决议背后的力量角逐

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6月8日一致通过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第1546号决议。在表决后的发言中，各国代表异口同声地肯定这项获得各方普遍认同的新决议，称之为伊拉克通向和平、民主与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巴以局势能否峰回路转?

联合国安理会3月13日通过1397号决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在一个地区、在安全和被承认的边界内共存的远见”。这是安理会自巴以2000年9月爆发冲突以来首次通过有关中东问题的决议，同时也是安理会首次以决议形式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