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教育执行法律问题探析

现行法没有明确规定安置教育对象徒刑执行期满后,押解移交安置教育对象的主体和安置教育的执行地。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司法实践中刑罚执行工作与安置教育工作衔接不畅,个别安置教育对象被刑罚执行机关超期羁押。建议在刑法典中明确建立双轨制的刑事制裁方法体系,专章规定保安处分,并在保安处分一章中明确安置教育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适用原则。同时,在刑事诉讼法中对押解移交安置教育对象的主体、安置教育执行地的确定规则等程序性事项作出明确规定。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中的安置教育制度研究

《反恐怖主义法》中的安置教育制度是当前针对我国恐怖活动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而设立的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预防性措施,是保安处分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安置教育之所以规定在《反恐怖主义法》而非刑法之中,一方面反映了安置教育制度与刑法预防性监禁措施在对象的适用范围方面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国家刑事立法由罪前“惩罚性”逐步转变为罪前“预防性”。当前,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评估机制欠科学、执行程序风险高、执行期限不确定以及兜底条款较宽泛等问题。对此,应制定科学严谨的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规范安置教育执行程序、明确安置教育最长期限、限制适用对象的范围,确保安置教育制度实施的科学性、严谨性和目的性。

安置教育的法治风险与预防

从适用的主体、对象、基础以及程序等方面来看,《反恐怖主义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安置教育"是独立于刑法的保安处分措施,在许多方面与德国刑法规定的保安监督类似。就有效预防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影响而言,安置教育有着积极意义与正面价值,应该予以肯定。但是,安置教育在实体方面存在适用对象扩大化、适用时间无期化与适用前提形式化的风险,适用程序的透明性与有效性也有待于提高。为了充分发挥"安置教育"的积极作用,应该通过法律解释或者实施细则对之予以完善,例如适当限制其适用的前提与对象、规定最高期限、完善危险评估机制,赋予被适用对象质疑风险评估结论的机会。

试论安置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的安置教育措施是我国大陆首例真正意义上的基于制度化设计的保安处分措施。通过梳理保安处分的渊源和基础,比较观察德国保安监禁制度和2009年欧洲人权法院的有关判决,探讨我国的安置教育措施的法治化、制度化的路径,确保安置教育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特殊预防的制度宗旨。

《反恐怖主义法》中“安置教育”制度探析

《反恐怖主义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打击恐怖主义的立法,它基于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的现状,借鉴了国际反恐怖主义立法的先进之处,体现了预防性打击恐怖主义与人权保障的立法原则,是我国反恐迈出的重要一步。此次立法首次创设了"安置教育"制度,它是我国反恐立法的一次突破,为根治恐怖主义思想毒瘤提供了特殊程序保障。但"安置教育"制度存在着实施机构模糊、具体措施缺乏、评估间隔太长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它的实施主体与具体措施,以保证制度的实施效果,有效预防恐怖主义活动的蔓延。

反恐法中的安置教育制度研究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基于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的未来再犯风险设置了安置教育制度,反映了反恐立法在面对安全利益和自由目标时所做出的适当让渡。当前安置教育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引发处分者的擅断,造成处分措施被恣意滥用的情况。要想解决安置教育的适用问题,需将其刑事立法具体化,并辅之以科学的危险评估机制以及切实可行的执行制度,才能充分保障该项制度的贯彻实施,实现保障人权和防卫社会的双重目的。

论安置教育中涉恐青少年社会危险性评估

安置教育制度实施过程中,确立并增强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的可操作性是启动和终结安置教育的关键。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实施具有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涉恐青少年基本权利的双重必要性。探究经济、宗教和族际等宏观因素以及个体、家庭、教育等微观因素对我国涉恐青少年社会危险性的影响,是后续有针对性地防治青少年暴恐犯罪的依据与基础。针对社会危险性评估在主体、内容、对象以及方法层面的问题,应加强评估主体的专业化队伍建设、评估内容的全面立体化构建、评估对象的明确化界定以及评估方法的科学智能化增效。

安置教育法律问题探析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没有规定安置教育的最长期限,不利于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借鉴德国保安监督制度,在《反恐怖主义法》中明确首次安置教育的最长期限。安置教育与自由刑存在执行顺序上的冲突。安置教育与管制发生执行顺序上的冲突时,应当先执行安置教育,安置教育解除后,再执行管制。安置教育的期限不得折抵管制的期限。安置教育期间,再犯应当判处徒刑的新罪或者发现应当判处徒刑的漏罪的,应当先执行徒刑。

我国安置教育制度的规范检视与价值提倡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了以涉恐罪犯"社会危险性"为依据,在刑后实行预防性监禁的安置教育制度,标志着我国反恐法治框架下针对涉恐罪犯刑罚、保安处分双轨刑事制裁体系的初步建立,使刑罚和刑事预防措施更为配套。预防性是反恐安置教育制度质的规定性,与刑罚存在根本区别是其制度构建的基本前提,安置教育与刑罚存在范式的分野、对象的差别和功能的互补。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对涉恐罪犯科处安置教育的唯一依据,应以司法裁判为中心构建社会危险性的评估体系,以分类管理为框架搭建评估结果转化机制,以复归为目标导向建立社会危险性评估效果反馈。安置教育制度要符合科学理性、程序正当、严格节制的要求,在安全价值和自由价值之间求得充分的平衡。

安置教育审前程序研究

《反恐怖主义法》第30条规定的安置教育审前程序存在着社会危险性评估主体不中立、针对安置教育建议的有效审查机制缺失、提出安置教育建议的法定期间不明确等问题。上述问题很可能导致执行机关滥用审理程序启动权,恣意启动审理程序,侵害犯罪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左右法院的裁判结果。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调整评估主体,改变审前程序的诉讼构造,建立针对安置教育建议的有效审查机制,明确执行机关提出安置教育建议的法定期间。

论安置教育的解除

被安置教育人员自接受安置教育之日起满1年后,有权通过安置教育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解除申请。为防止解除权的滥用,前后两次解除申请的间隔时间应规定为1年。人民法院对安置教育解除案件应当采取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审理,有履行能力的被安置教育人员在安置教育期间不主动履行财产性判项或者有完全履行能力却只履行部分财产性判项的,应当认定为“不具有悔改表现”。被安置教育人员对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解除的决定不服的,有权向作出决定的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反恐法》安置教育的法律性质及立法完善

我国《反恐法》安置教育的适用基础是即将刑满释放的特定罪犯的社会危险性,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安置隔离+教育矫正”强化特殊预防,但功能不包含报应成分,且法律条文规范结构完全符合保安处分规范,是典型的保安处分措施。基于安置教育与预防性拘留的差异对比,未来的立法完善方向为:明确安置教育部分具体适用条件,适当扩大安置教育适用对象范围,构建针对性矫治体系。

论安置教育制度的废除--对《反恐法》第30条的质疑

安置教育不是我国的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而是类似于我国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性质的行政强制措施。安置教育是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制度的继续,其凸显了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制度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自由、违反诸多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曾经违反的法律原则等重大缺陷。安置教育制度因与《反恐法》终极价值目标相悖,可能会导致愈反愈恐、导致反恐机关权力寻租以及人身危险性标准难以把握等问题出现,从而不利于反恐法的立法目的的实现。安置教育制度设置存在立法价值偏差、立法思想错误运用以及反恐方法本末倒置等不足。安置教育制度废除后,弥补措施应当包括防止违反法的价值的法律规范再现,并运用刑罚、安置帮助教育等措施弥补因安置教育废除带来的空白。

安置教育待业青年展览会

辽宁丹东市振兴区革命委员会于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举办了《全区广开就业门路安置教育城镇待业青年工作展览会》。这次展览会展出了区劳动服务公司和五个街道办事处劳动服务站安置的二千零二十九名待业青年生产出来的二百一十二种、五百四十七件产品,以及待业青年从事劳动服务的一百四十六张照片。

马积良:重启人生,为教育安置“游戏动力”

北京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教师马积良过往34年的人生中,有8年是在清华大学度过的。从高考大省山东考入首都北京,这个小镇青年在这里第一次真正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绝望。失意、困顿、迷茫、尝试之后,他最终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作出了“学而优则教”的决定。7年后的今天,他是学生口中温厚的“马大星”,收获了一群珍贵的“爱马仕”。游戏化教学、“龙币”校园货币体系、贯通式数学建模课,他为每一个有可能靠近教育理想的尝试而雀跃。

中国式特殊儿童教育安置的内涵及实践路径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特殊教育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安置形式,保障了特殊儿童受教育权利。通过梳理其内涵意蕴可知,中国式特殊儿童教育安置体现了一定的历史使命、个体权益与行动价值等特点。然而,目前特殊儿童教育安置存在形式渐进性缺失、支持条件专业性匮乏、文化环境接纳度不足等困囿,制约了我国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特殊儿童教育安置实践的优化路径,主要包括遵循递进式特殊儿童教育安置逻辑、秉持最少受限制原则与开放性原则、完善特殊儿童多样化教育安置形式、营造包容与接纳的全方位融合、构建五位一体的教育安置支持体系。

英国孤独症教育安置政策制定与实践及其启示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患病率逐年上升,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孤独症人士因年龄及症状程度呈现不同的特点,其教育安置面临不同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学龄前儿童的干预密度问题、学龄儿童的融合教育挑战、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向成年期过渡的困境。由于以上问题的特殊性,孤独症人士的教育安置与其他残障人士相比有明显的区别,也更为复杂。英国的孤独症教育安置政策与法案较为明确,为孤独症儿童、青少年和成年群体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支持。借鉴英国在孤独症教育安置政策制定与实践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从家庭、学校、多团队介入和转衔期支持几个方面思考我国的孤独症教育安置政策,推进我国扶残、助残事业的发展。

《反恐怖主义法》中安置教育的性质辨析与制度构建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首次确立了基于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罪犯"社会危险性"的安置教育制度,这一刑后预防性监禁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创举,也标志着我国保安处分体系的初步建立。构建我国涉恐罪犯安置教育制度应当遵循法治原则、惩防结合原则和教育矫治原则。在制度设计上应进一步明确其适用对象,建立包括评估主体、评估方法、评估要素和评估周期在内的社会危险性评估体系,完善安置教育的决定、实施、救济与监督的司法化程序和具体制度内容。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安置教育管理的人权保障

为在我国应对恐怖主义犯罪再犯威胁的安置教育制度的管理工作中秉持人权保障原则,以确保安置教育对象能够实现"消除社会危险性"的目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以安置教育制度的现实需求为基础,深入分析安置教育管理与人权保障的辩证统一关系,确定了安置教育管理中人权保障的具体要求。在现行安置教育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必须通过专业化的安置教育主体培训、个性化的安置教育内容设计、人性化的安置教育场所建设实现安置教育管理的完善进路,为在实践中更好实现安置教育制度的立法目的提供参考。

教育安置方式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关系

采用整群取样法对北京市1164名流动儿童,525名当地儿童及流动儿童主要来源省份的568名农村儿童进行问卷调查,考察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现状及其与教育安置方式的关系。结果表明,与北京当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社会文化及心理适应不足,但与农村儿童相比,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更强,但心理适应不佳;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在社会文化和心理适应上都明显优于打工子弟学校儿童;控制了性别、年龄、来京时间及家庭经济地位等影响因素后,教育安置方式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仍然有显著预测作用,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更好,自尊更高,且更少产生孤独、抑郁等心理适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