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言、泛言、设言与托言——论宋代《诗经》学的文学性解诗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诗经》学对汉唐《诗经》学的革新中,《诗》说的富含文学性是显著特点与亮点。代言、泛言、设言与托言是宋人常用的解诗词汇,大量文学批评术语存在于宋人《诗》说中,体现了宋人对《诗经》的叙事结构、情感意蕴、虚构想象等的关注与挖掘,这明显不同于经学与史学的解诗思路。具有革新性质的文学性解诗因素,至晚在《毛诗正义》中已出现,说明宋人《诗》说对汉唐是传承而非割裂。但囿于时代认知水平的局限,宋人在应时而变的革新思想与传统的经学思想冲突中,文学性的《诗》说中仍存在诸多矛盾。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王安石《诗经·卷耳》义中的“后妃求贤审官”探析

宋代是儒学的争鸣时代。在宋代的《诗经》学中,王安石的《卷耳》义继承汉唐传统注疏,尊信小序,肯定后妃可以承担一定的政治职责,"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欧阳修、苏辙、朱熹则从"妇人无外事"理念出发,质疑小序,否定后妃参政的正当性,与宋代宫廷政治实际不符。王安石与欧阳修、苏辙、朱熹在《卷耳》注解上的分歧,反映了他们对女性政治作用的不同认识。宋代《诗经》学主流由尊信小序到质疑小序变化的背后,是《诗经》学政治劝诫和批判作用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