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四川地区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演变

宋代四川地区的物资转输和行政区划相结合,形成宋代四川地区的物资转输地理。北宋时期,物资转输因运路或者配送地的不同,形成蜀江区、川江区、渠江区和水陆运输区四个物资转输区域,四个区域以江陵府、真州为转般枢纽将物资送达京师。南宋时期,四川地区形成了岷江区、利阆区和渠江区三个物资转输区域,三区域均独自送达兴州。这种物资转输地理的变化揭示的是宋代物资转输体制的全面转变。

论宋代福建地区的物资转输——以行政区划为视角

宋代福建地区的物资转输可以和行政区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北宋时,福建地区州军依据运路和运达地点的不同,可分为建阳区和海运区。南宋时期,福建地区物资转输区域划分和北宋时期相比差别很大,可分为南建区、汀江区和海运区。三大区域物资转输路径虽不一致,但是目的地却是相同的。究其原因,战争、物资转输体制都是重要因素。

两宋时代江淮地区的水上物资转输

北宋定都汴京,进一步便利了与东南地区的联系。当时东南六路的漕粮和土贡赋物,均须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运网转送汴京和全国各地。宋室南迁后,江南运河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江西、湖广的粮食物资经由长江和江南运河与杭州沟通。围绕着政治中心的变迁,统治者也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东南财赋区与政治中心的联系,商运与其他私人商业性转运也有相应发展。因此,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之一的江淮地区不仅为宋王朝提供了大量财赋,其水运枢纽的重要作用也得以充分显现。与之同时,得益于物资流通的空前活跃,以水道沿线市镇的复兴和繁荣为标志,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宋代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演变

宋代江南东、西路地区的物资转输和行政区划相结合,形成宋代该地区的物资转输地理。北宋时期,物资转输因运路或者配送地的不同,形成赣水大区和皖江大区二个物资转输区域,二区域以真州为枢纽将物资送达京师。南宋时期,江南东、西路地区因运路和配送地不同形成了荆湖大区、池州大区、建康大区和镇江大区四个物资转输区域,四区域分送鄂州、池州、建康和镇江。四区域依靠共有区域相衔接。这种物资转输地理的变化揭示了宋代物资转输体制的全面转变。

宋金时期河北地区的物资转输——以行政区划为视角

以物资转输为线索,结合行政区划,形成物资转输地理。北宋时期河北地区各州军依据在物资转输过程中运路和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四个物资转输区域,从京师运出的粮食物资经过安利区和大名府区送抵沿边区和真定区。河北被金占领后成为物资输出地区,依据运路不同形成了遂州区、御河区、滹沱河区和漳河区这四个物资转输区域,四大区域物资转输路径虽不一致,但目的地却是相同的,分别转输通州,以供给中都。河北地区物资转输地理的变化受当时战争、区位的变动诸因素影响。

宋代两浙地区物资转输地理格局初探

宋代两浙地区的物资转输和行政区划相结合,形成宋代两浙地区的物资转输地理。北宋时期,物资转输因运路或者配送地的不同,形成江南河大区、浙东钱江区、浙东运河区和浙东海陆运输区四个物资转输区域,四个区域以扬州为转般枢纽将物资送达京师。南宋时期,两浙地区形成了镇江大区、浙西大区和浙东钱江区、浙东运河区和浙东海陆运输区五个物资转输区域送达临安和镇江。这种物资转输地理的变化揭示的是宋代物资转输体制的全面转变。

论宋代广西地区的物资转输——以行政区划为视角

宋代广西地区的物资转输和行政区划相结合,形成宋代该地的物资转输地理。北宋时期,物资转输以具有同一条运路或者同一个配送地,形成黔水区、郁江区、浔江区和漓水区四个物资转输区域,三个区域以漓水区、全、永州和真州为转般枢纽将物资送达京师。南宋时期,广西地区未遭受战争创伤,原有的物资转输区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四个区域均独自送达鄂州。这种物资转输地理的变化揭示的是宋代物资转输体制的全面改变。

两宋淮南地区物资转输体系初探

淮南地区物资转输根据输送过程中存贮地点不同在北宋时期可划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是纳税户到州县层级;由州县到运河区层级;由运河区到中央层级。南宋时期,则存在两个层级,纳税户到州县层级;由州县到中央层级。北宋时本区呈现一种层叠式的物资转输体系;南宋时呈现一种双重式的物资转输体系。大体而言,战争、漕运格局的变化、本区区位的转变是体系转变的重要原因。

宋代三种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分解

宋代物资转输形成了三种地理格局:无枢纽物资转输地理格局、一重枢纽物资转输地理格局和多重枢纽物资转输地理格局。在宋代,不同情形下朝廷采用不同的物资转输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物资转输体制的变更和路径的长短变化是形成不同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重要原因。宋代物资转输地理的分解揭示了物资转输体制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