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宋代公使庫的刻書

公使庫“正賜錢不多”,在北宋中後期已出現了嚴重的缺口,即收支不抵的情況;但此時尚還不敢多挪用其他經費填補。南宋高宗、孝宗時期,在“著令許收遺利”的驅動下,公使庫通過賣酒、糟等獲得了巨額收入,甚至一度竟能高達“歲用率十數萬”貫。其間的奥妙與方法,台州知州唐仲友是一個典型。按南宋初期刻一字約4.23文足估算,鏤板一書對一州的公使庫來説,如能善於節省、籌集,甚至挪用一些其他經費,還是能做得到。而刻書的利潤至少應維持在40%以上的高位。因參與人數多、經費相對寬裕、核校認真等,公使庫刻書的品質較高。孝宗中後期,因加强了對濫用經費的核查、官員監管等,可以允許使用的範圍縮小,一些經費多溢出來刻書,進而饋贈他人,成了一時風尚。但之後,因開禧北伐導致的物價騰踴、經費緊張、監管鬆懈等,公使庫刻書幾乎是戛然而止、渾然絶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