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宋代其他各家诗经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对其之前的宋代诗经学广泛吸收与借鉴。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的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宋代其他各家诗经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但已有学者意识到欧阳修等人的开创之功,朱熹的主要成就并非创新,而是融百家之精义,集宋学之大成。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21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宋代其他各家诗经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

代言、泛言、设言与托言——论宋代《诗经》学的文学性解诗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诗经》学对汉唐《诗经》学的革新中,《诗》说的富含文学性是显著特点与亮点。代言、泛言、设言与托言是宋人常用的解诗词汇,大量文学批评术语存在于宋人《诗》说中,体现了宋人对《诗经》的叙事结构、情感意蕴、虚构想象等的关注与挖掘,这明显不同于经学与史学的解诗思路。具有革新性质的文学性解诗因素,至晚在《毛诗正义》中已出现,说明宋人《诗》说对汉唐是传承而非割裂。但囿于时代认知水平的局限,宋人在应时而变的革新思想与传统的经学思想冲突中,文学性的《诗》说中仍存在诸多矛盾。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王安石《诗经·卷耳》义中的“后妃求贤审官”探析

宋代是儒学的争鸣时代。在宋代的《诗经》学中,王安石的《卷耳》义继承汉唐传统注疏,尊信小序,肯定后妃可以承担一定的政治职责,"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欧阳修、苏辙、朱熹则从"妇人无外事"理念出发,质疑小序,否定后妃参政的正当性,与宋代宫廷政治实际不符。王安石与欧阳修、苏辙、朱熹在《卷耳》注解上的分歧,反映了他们对女性政治作用的不同认识。宋代《诗经》学主流由尊信小序到质疑小序变化的背后,是《诗经》学政治劝诫和批判作用的弱化。

范祖禹《詩解》考論

《詩解》是北宋史學家范祖禹的詩經學著作。原書雖失傳已久,然從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和朱熹《詩集傳》中所徵引“范氏”論《詩》之語,猶可粗見其梗概。《詩解》繼承和發展范鎮和范百禄的思想學術,表現出重禮和容諫的家學特色。它是范祖禹任職經筵時所作講義,對南宋《詩》學著作都有較大影響。其中,吕祖謙較爲注意吸收其“容諫”思想,促進《讀詩記》“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的發明。朱熹則重視禮中人情在“公義”與“私欲”上的不同,顯示出以“理”制“欲”的聖人氣象和理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