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以思想文化面向为中心

内藤湖南在中国近代史论域深具影响的"宋代近世说",以贵族政治的式微、平民势力的高涨为指归,从广义文化视域揭橥宋代开启中国的近世。是说参考欧洲历史分期,深入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形成"多元近世"观。分疏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形成的内、外部契机,反思是说引出的种种问题意识,以期洞见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进而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

中国在唐宋之际由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裁,这是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重要内容。细察该说,发现其诸多基本陈述与史实不符,六朝隋唐时期"名族"、"世家"虽有优越地位,但政权并非皆为贵族掌管;"弑逆废立"在不同历史时段的频发或少见不足以构成君主地位变迁的证据;唐代政治并非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明代君主权力也并非毫无制约;该说关于宰相、地方官、宦官的对比也因其误判史实而不能成立。同时,该文论述逻辑并不严谨,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诸多基本判断缺乏史实依据、以结论为前提等问题。

从“宋代近世说”到日本的“天职”——内藤湖南中国论的政治目的分析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在20世纪中国史研究领域影响广泛,然而该说却并非是纯粹的学术论说。分析内藤发表该说的最初文本《支那论》以及内藤其他相关论说可知,在其"宋代近世说"背后,有着经由历史分析推论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政治又不能自行实现,进而劝谕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剖割领土、接受国际托管这样一种明确的思想理路。内藤"宋代近世说"表面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至日本这样一个虚幻的假说,为日本以振兴"东洋文化"的"天职"为理由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披上合法性外衣。而内藤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历史长时段视角,正是其政治主张具有学术色彩因而也更加具有欺骗性的原因。

唐宋时代的科举与党争——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唐宋之间的种种变化,指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但对该说的实证基础进行追问表明,其所依托的史实基础并不坚实。其关于"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的界定是建立在对六朝隋唐时期贵族政治角色的夸大和对宋以后臣宰职能过于贬低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指出,其关于唐代科举考试内容存在误判,忽略了唐代科举制为寒庶之士打开仕进之门的作用,不适当地强调了王安石变法后科举考试改革的作用;其关于唐宋朋党性质变化的判断,缺乏充分的史实根据,并存在对唐代牛李党争的牵强理解甚至误判,对宋以后朋党性质的解释也缺乏逻辑上的一贯性。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关于唐宋劳役制度的误断

中国唐宋时期人民地位的提高是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重要内容,唐宋劳役制度的变化是其论说的主要依据之一。这一说法中存在诸多误判:雇役制度在唐以前便已经实行,并非从宋代开始;宋代王安石改革只改差役为雇役,差役之外的夫役并不在免役法范围内;且宋代差役在改革后又出现变相复旧的情况。诸多史料表明,宋以后没有真正免除人民的强制性劳役,所谓真正的"劳动自由"并不存在。从唐宋劳役制度来看,唐宋之间的具体变化并不具有内藤所称的时代区分性。

从社会时间到社会形态:“近世”概念中的学术共同体意识

"近世"一词作为重要的学术概念,其意蕴从战国至近代发生了深刻地变迁。由于缺乏对"近世"一词含义的梳理,当下混用"近世"与"近代",以及不同学科间用法不一的现象十分普遍。本文从学术共同体的时空体验出发,围绕"近世"含义的演变,发现这一概念经历古今嬗变和中西交融的双重变迁,从一种模糊的时间概念发展为一种对社会基本形态的表达,用以描述宋代之后的平民社会。"近世"概念在内涵上的变化,反映了学术共同体的代际变迁和时代感的变化,对于认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

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演进特质

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演进历程是中国文学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承担着总结传统和开创未来的双重使命,聚讼千年的唐、宋之争论,相互推演,构成彼此夹杂的诗学传统铸造运动。近世诗学在复古主义泛滥之际不乏有创变的种种诉求,在浮世之中感悟人生,谋求思想上的解脱,借以理趣和尚理追求,树立了中国诗学的哲理传统。鼎革之际的社会乱象和游移不居的文人定位深刻影响着诗学的书写风貌,易代之际的诗学凸显了民族文化自新的内在活动。近世易代之际的诗学不仅延续独具民族文化意蕴的千年诗脉,也打造了饱含近世内涵的诗学品格。

中国式现代化考察的新视域——史实溯源与理论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二十大以来的热门关键词,各种媒体刊载、学术会议研讨、课题立项考察、论作著书面世等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是,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只驻足于其本身是不够的,还要特别注重两个维度——传承与发展。从“历史连续性”视域出发探究其萌芽、发端、发展的史实溯源,及其源远流长的演进走向,关注其实践内涵与理论表述的积淀与变迁。与此同时,注重其实践和理论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不断丰富、升华和发展、创新。在当今新型工业化浪潮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其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但其基本特征没有改变,而是融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因此,有必要深入探析其发展进程中的“变”与“不变”,这些中国式现代化考察的新视域,有利于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提供参考。

“唐宋变革论”及其对法律史研究的意义

"唐宋变革论"始于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宋代近世说"。近百年来,这个问题引发了国际宋史学界的广泛争论。论争的初期主要是围绕着对"唐宋变革"的定性,即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实现了从中世向近世的转变,学者们从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近些年来,则主要是集中在对"唐宋变革"的量化分析,即承认唐宋之际存在重大的社会转型,学者们更加注重转型在社会、经济、文化各个层面所引发的变化,即注重变化本身而非性质。"唐宋变革论"对法律史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是拓展了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充实了研究的内容。

走出“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实质上是企图为日本"温情"入侵中国张目。我们对内藤湖南的汉学成就应当加以总结,但对其服务于日本政论的观点则必须深刻反思。"宋代近世说"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内藤认为,中国历史的演进在唐宋间发生了断裂。从宋代开始,中国已提前迈入西方历史分期中的"近世"。二战后,内藤的学生进一步将"宋代近世说"发展为"唐宋变革论"。随后该理论风靡西方汉学界,八九十年代传入国内后同样引起学界重视。

内藤湖南视野中的中国史学大势

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的《中国史学史》集中体现其对中国史学大势的观察。内藤以"宋代近世说"为基础,从广阔深刻的文化视野中考察中国史学大势,具备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经世的学术关怀,他强调的史官、目录体例、经学、文学审美、史料的变化等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变迁,但司马迁确立的"通变"精神一直是中国史学的核心所在,他也正是通过《中国史学史》来体认此种"通变"精神,这在内藤学术中具有突出意义。然而,内藤的观察亦有可商榷补充之处。

梁启超的中国史分期“三段论”说述论

本文是对梁启超中国史分期“三段论”说的论述。关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分期“三段论”———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要点分析(包括内涵、划分标准、历史背景、实质)、形成的思想渊源以及得失的评价,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即第一部分。中国新史学先锋之一的夏曾佑的中国史分期、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三分法”均在不同程度上与梁氏分期说有着内在联系,以此为代表,展开论述梁启超中国史分期“三段论”的历史影响以及历史地位将成为本文的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