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雅乐评价”问题的几点思考

本文在利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对“宋代雅乐”的评价问题。文章通过分析论证,认为宋代雅乐的确含有复古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宋代雅乐是完全意义上的复古。相反,在这些复古成分下面却隐含有很多复兴的因素,其实质是体现出了一种礼乐复兴的面貌,已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复古”。

博识多通勤求索,勇于开拓觅新知——评徐利华《宋代雅乐乐歌研究》

《宋代雅乐乐歌研究》一书对以往学界未给予足够关注的宋代雅乐乐歌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与解读。通过评析此著,进一步揭示宋代雅乐乐歌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作用与价值,以此思考史学研究新视角,对其学术创新点进行延展阐释。

宋代雅乐美学的理学化及其思想内涵

北宋时期,儒学出现了义理化倾向,理学开始兴起。到了南宋之时,理学得到全面深入发展。这一时期,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雅乐也深受理学影响,并在美学思想上表现出明显的义理化倾向。到了南宋时期,雅乐逐步建立了较完善的美学思想体系,其内涵丰富,主要包含本体论、气论与心性论。

宋代宫廷雅乐研究现状与反思

杨荫浏曾经提到最重视宫廷雅乐的朝代是宋代和清代。宋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地位,十分重视雅乐的地位。宋代雅乐,也一直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宋代雅乐的特点、宋代统治者对雅乐的态度、大晟府等几方面对宋代雅乐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宋代雅乐有更加系统的认识。

宋代雅乐研究综论

国内宋代雅乐研究始自民国之初,20世纪10-60年代的研究成果开辟了国内宋代雅乐研究的基本路径与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运动又启动了宋代雅乐的复原探索,历史研究工作与复原实践探索开始齐头并进。宋代雅乐研究在雅乐历史研究、雅乐形态研究、雅乐复原综合研究等三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都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历史研究领域,重视系统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精细考辨,强调历史演进、艺术社会功能、文化交流的多维审视;在形态研究领域,立足于严格的实证研究,充分重视考古发现,并吸收现代考古学、声学、音律学等科学成果,在乐器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在复原综合研究领域,基于对大晟钟的科学研究,在复原研究和复原实践方面成绩显著。百年宋代雅乐研究形成了历史研究与复原实践探索紧密结合、二重证据法运用、充分吸纳科学成果与技术手段等特点。

浅议宋代宫廷雅乐与姜夔的《大乐议》

文章以南宋著名词人姜夔的《大乐议》为主要对象，通过姜夔向宁宗赵扩进呈《大乐议》的历史背景，对其文本进行初步简单的研究，以寻找宋代宫廷雅乐以及姜夔的创作与他的理论论著方面的史实。

记谱法转型引发的宋代“十六声”问题——兼论北宋乐论中“十六钟”的实践性

“十六声”是宋代独具时代性的乐律问题,它在北宋雅乐讨论中演化成了更实际的“十六钟”问题,即大乐编钟是否以“黄钟”至“清夹钟”共16枚成编。支持者认为“十六钟”为古制不容更改;反对者则认为钟磬编悬历来未有定制,“四清声”等同于“郑卫之音”,应当废除。已有成果普遍认为“十六声”问题是纯粹的文化观念问题,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使“音律尊卑有序”。本文从景祐乐论中李照、冯元两方观点入手,梳理两宋论乐史料、结合两周编钟的编列实际、考辨宋代筚篥的特殊“头管”地位,认为“十六声”这个并不特殊的音域范围,之所以能在宋代成为乐论重点并延续至明清两朝,原因在于中国古代乐谱体系的转型-是由筚篥专用指位谱(管色谱)演进为通用音位谱(俗字谱)所导致的,并据此推测中国古代记谱法的这次重大转型完成于公元11世纪之前。

以古为正 礼不相袭 乐不相沿——宋代大祀佾舞在中韩的传衍流变考

中国古代宫廷雅乐作为礼乐文明的代表,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要想完整地研究雅乐,对于"乐之容"(佾舞)的研究就必不可少。宋代雅乐的"乐之容"究竟怎样?当笔者将宋《化成天下之舞》《威加四海之舞》和清《释奠祭孔佾舞》进行活态复现,再将其与韩国佾舞的舞容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十分鲜明地显现出来。中韩现存佾舞舞谱间的差异,不仅引起中国学界对韩国佾舞和中国原型间关系的疑问,亦引发韩国学界对其现存佾舞真伪的争议。为解决历史的疑团,笔者通过史料考证和舞谱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和韩国雅乐舞的发展,都遵守了雅乐的本质及传衍的传统,即"不相沿乐"与生俱来——以古为正,以古为雅,礼不相袭,乐不相沿,既严格遵循古制,又不断进行改作,但万变不离其宗,从而形成不同朝代的雅正之乐。

观历史星河,揽古人之韵——姜夔音乐思想探析

南宋时期,战乱频繁、政治衰败、经济凋敝,统治阶级为求恢复"周礼"教化百姓,维护风雨飘摇的王朝统治,从而进行了多次雅乐改制。"布衣才子"姜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向宋宁宗赵扩呈献了《大乐议》一书,其中论及了他对雅乐改制的主张和建议。本文通过对姜夔音乐思想的分析,让我们从中窥视到宋代音乐的沿革与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