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元戏曲考》看王国维的研究方法

《宋元戏曲考》是王国维先生的戏曲集大成之作,其对戏曲的研究在整个戏曲研究史上具有示范性作用,其所开创的研究方法无论对现在还是未来的戏曲研究都具有不可取代之作用。就该书的形成、体制、内容、材料处理等进行分析,可归纳出先生的研究方法大致有系统分析、综合概括,西学中用、中西结合,考据与分类统计相结合等几个方面。

科学知识谱系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现代性范式

借助科学知识的梳理方法和思维方式,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开启了一种新的考察范式,突出表现在他对戏曲相关知识的起源、性质、对象、基础和范围等方面,在前人没有涉足的基础上勾勒出新的知识谱系,在多角度、多方面至今仍有典范意义。

《宋元戏曲考》的研究思维与戏曲学术的现代转捩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学界公认的现代戏曲学奠基之作,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与研究。文章从关注现当代戏曲学术的专业化、自律化问题出发,对《宋元戏曲考》的研究思维及其代表戏曲学术现代转捩的主要含义进行学术史层面的检视与研究,指出并论析了该学术经典至少汇聚着“考据思维”“究源考变思维”“联系比较思维”“概念思维”“论证思维”“学科创新思维”等汇通中西的研究思维及方法,并且在注重学术自律、逻辑论证以及学科创设等方面体现出戏曲学术的现代转捩。当代戏曲学既要充分继承《宋元戏曲考》中所蕴含的学术自律精神,又要大力发展戏曲本体分析思维,从而推进戏曲学术与当下戏曲艺术实践的深度互动。

浅论《宋元戏曲考》在戏曲研究史上的意义

本文试图梳理《宋元戏曲考》在中国戏曲研究史上的意义,阐释其独具开创性的见解、对后学的启发,以及后世百年戏曲研究与其的对话关系。《宋元戏曲考》对中国戏曲的认识规定了后世百年戏曲研究的场域。

王国维悲剧思想之转变——以《〈红楼梦〉评论》与《宋元戏曲考》为中心的考察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首先从西方引进悲剧理论的学者,为中国后来的悲剧研究开了先河。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思想有一以贯之之处,但随着对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系统深入,其悲剧思想从受叔本华的强烈影响到真正走进中国戏曲,从推崇出世解脱到看重"主人翁之意志",从结构上的机械认定到灵活处理,已然发生了转变、发展而进一步成熟了。

王国维悲剧思想之转变——以《〈红楼梦〉评论》与《宋元戏曲考》为中心的考察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首先从西方引进悲剧理论的学者,为中国后来的悲剧研究开了先河。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在考察视角的选择、悲剧精神的阐释和结构标准的界定方面虽然已经发生了转变,但却有一以贯之之处。随着对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系统深入,其悲剧思想从受叔本华的强烈影响到真正走进中国戏曲,从推崇出世解脱到看重"主人翁之意志",从结构上的机械认定到灵活处理,已然发生了转变、发展而进一步成熟了。

《宋元戏曲考》与《诗学》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借鉴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概念范畴梳理中国戏剧或者说戏曲,多为学界关注,但少有专论。比较两部著作,悲剧观念上可见王国维日常悲剧和戏剧悲剧两种观念的区分,同时辅证王国维谓喜剧为中国民族精神的立论,并非空穴来风。另"戏剧"和"戏曲"两个概念的分辨,假如以王国维鼎力推崇的"元之曲"来比较同它形态最为接近的歌剧而不是希腊悲剧,那么诟病王国维拾人牙慧的顾忌,自可得以澄清。

《宋元戏曲考》的新义及给当代中国戏曲的启示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是被中国文学史将其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合称为双璧的佳作。作者虽然于1917年的二三个月时间内将其一气呵成,但其思想酝酿却早在写作《红楼梦评论》时已经开始,也可以说,《宋元戏曲考》是王国维长期学术准备的一项硕果。于今重读,仍能获益匪浅。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研究方法初探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时,在人们蓦然回首,寻找本世纪大师级学者的名单上,王国维无可争议地被排在先驱者的行列中。王国维的文化意义是丰富的。无论是他所取得的学术建树。

从艺术生产力看戏曲与时代的本质冲突

要研究戏曲与时代的本质冲突,首先必须弄清戏曲艺术的形式特征与生产力的关系。什么是戏曲呢?我认为,它是个变化的概念。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个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后又简言之为“合歌舞演一个故事。”王氏当时所说的戏剧实指戏曲,他给戏曲作的这个定义是后学者广为引用的通行说法。若按王氏定义,构成戏曲艺术形式建构的基本元件是歌、言语、舞、故事。但是王氏只是从当时戏曲艺术的成品形态来作定义,尚未涉及戏曲艺术的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

剧本类名考释(五则)

剧本:“五四”间认可的文学类名常见一些人把戏剧与诗歌、小说、散文并举,认为是文学的四姊妹。其实,严格地说,这是不恰当的。戏剧是一种集体性的、以故事表演为中心的综合艺术。德国文豪歌德说过:“那里(按:指戏剧)有的是诗,有的是画,是歌唱和音乐,是表演艺术,而且还不止这些哩。”(《谈话录》)中国学者王国维也说过:“必合言语、动作、

唐、宋大曲的“入破”曲段在戏曲中的应用

引言 戏曲音乐从唐、宋大曲中吸取营养,早在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十的“官本杂剧段数”中就已表现得极为醒目和丰富了。唐时有名的大曲如:六么、梁(凉)州、伊州、渭州、石州、熙州、薄媚等,常常被不厌其烦地用来表演各种内容的杂剧段子,如:《四僧梁州》、《食店果州》、《三索梁州》……;《单番将胡渭州》、《看灯胡渭州》……等,仅《六么》大曲就被分别应用到20种杂剧段子中。因此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宋杂剧中用大曲者儿半。”许多研究戏曲的专家也多从此说。但大曲在这些宋杂剧中是以怎样的面貌出现的?歌、舞、乐、白四者在结构上又是怎样调度的?史料没有表明。

论中国戏曲的美学特征

中国戏曲,作为戏剧文化的一种,它具有一切戏剧艺术共同的美学特征.但由于它产生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积淀着民族的审美意识,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风貌,又具有其它戏剧艺术所不能有的独特美学特征.综合性,是世界各国戏剧文化所共有的美学特征,而中国戏曲的综合性却特别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然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戏曲,"它不仅是一般地综合了音乐、舞蹈、美术、文学等因素,而且是把歌唱、舞蹈、诗文、念白、武打、音乐伴奏以及人物造型(如扮相、穿着等)、砌末道具等紧密。

王国维与古代戏曲档案

王国维与中国古典戏曲档案是档案史上值得书写的一段光辉记载。这是因为:王氏是发现中国古曲戏曲档案价值的第一人;王氏是对古典戏曲档案进行科学整理和编篡的开创者;王氏又是卓越地利用这些档案进行科学研究的开山者。但是从档案学角度来阐述的迄今未见专文,故略论之。

昆曲、京剧≠戏曲——与章培恒教授商榷

读罢《上海戏剧》1994年第1期发表的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的文章《神圣忧思录:杂谈中国戏曲的前景——以昆曲、京剧为中心》,不禁深为忧虑:连大学教授这样高水平的鉴赏者都认为戏曲艺术没有前途,看来,我们的国粹真的是“日薄西山”了。同时也为自己作为年青人是否有必要再痴迷这种前途渺茫的艺术感到犹豫,一时间竟有“悬崖勒马”的念头生起。

人欲横流:戏曲与宗教的悖逆(上)

宗教作为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部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宗教对戏曲艺术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戏曲从宗教中摄取意象:宗教借戏曲弘扬教义;宗教精神作为一种养分渗入戏曲的资质之中,铸成戏曲艺术独特的审美品格和面貌。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在研究戏曲与宗教的关系时不应忽视另一个基本事实:人欲横流的戏曲与超凡入圣的宗教颇多抵牾。

论戏曲艺术的起源

中国的戏曲源远流长。在它的孕育过程中,先秦祭神的歌舞和调谑的'俳优',汉魏集乐舞、俳优、魔术和杂技于一体的'百戏',南北朝兼备歌舞和故事的乐舞伎艺,隋唐有角色分工的'参军戏',都各自从音乐成分和科白表演等方面促成了中国戏曲的特征;加上各个时期西域和四夷的少数民族的技艺和音乐的汇合,遂于宋代形成了综合多种艺术因素的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重表现特性对元杂剧之影响

一元杂剧是“中国戏剧园地里开放得最为绚烂的一丛鲜花。”它是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一个以抒情艺术为主的国度,艺术是再现与表现的和谐统一,而更偏重于表现的艺术。古代的诗、词、歌、赋莫不著上浓郁的抒情色彩,这些都影响到后来的小说和戏曲。中国戏曲和诗词相比,再现的因素显然大大加强了,中国戏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