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观约取,比较鉴别——论赵景深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

赵景深认为南宋“说话四家”为小说、说经(附说参请)、讲史、说诨话;他重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主张结合文本中的文化、制度、风俗等来判断宋元话本小说的成书时间;他论述了元刊平话与明清章回小说的关系,注意到了作品的分回标志。赵景深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在比较中发现问题,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思路和线索。赵景深的学术研究受到鲁迅、郑振铎等学者的影响,他自己也热情帮助朋友、精心培养学生。

男权视域下市井女性形象演变——从宋元话本到《水浒传》

将宋元话本中描写婚姻爱情的女性主人公与《水浒传》中婚姻情感的市井女性相比,可以看到《水浒传》对宋元话本女性形象的传承与改变。二者都以聪明伶俐有才能的女性为描写对象,并给了她们同样的悲剧命运。但与宋元话本只是单纯描写女性自身情欲的放纵不同,《水浒传》已隐约表达出婚姻的不匹配和女性婚后情感不能满足是女性悲剧的重要原因,《水浒传》的作者与宋元时代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情感认识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论宋元话本中的“茶坊”公共空间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文化繁荣,茶坊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餐饮娱乐消费场所与文化信息传播空间,这与哈贝马斯基于中世纪欧洲背景提出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人员构成、民俗特征、批判高度方面存在差异。茶坊作为一种凸显市民生活的城市公共空间,开始大范围进入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成为反映宋元市井生活的“文学映像”,并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场景呈现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宋元话本小说的时空设置及其文化意蕴

宋元话本小说时空设置的显著特点 ,是突出叙事时空的当代性和地域性 ,注重对市井节日民俗的描写和渲染 ;其故事发生的特定空间背景往往是北宋的东京和南宋的临安 ,时间背景多为清明节、元宵灯节、端阳节等民俗节日。这种时空设置的叙事功能和文化意义在于 ,它既可以为故事情节的生发、开展等创设有利的条件 ,以加强叙事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强化话本小说的现场接受效果 ,同时又可以营造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 ,使话本小说富有市井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时代特色。

宋元话本与张飞市民英雄形象的定型

张飞的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不尽相同。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张飞是以市民英雄形象出现并定型的,他有发迹变泰的立业热情,而且勇猛自信、有计谋、有智慧。

葫芦与双环: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结构

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结构具有"葫芦格"的外部结构与"双环"式的圆形内部结构,"葫芦格"结构包含构成隐喻关系的"头回"与"正话","双环"圆形结构包含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及其"圆满"与"非圆满"两种形态,它们共同缔造了话本小说的结构模式与美学特征。

宋元话本与杂剧的文体共性探因

本文对我国宋元时期的小说与戏剧文本（ 话本与杂剧） 在文体演变构成中对接受的关注及其接受特点作了一个初步的动态研究，认为话本与杂剧文体的生成与审美接受特别是接受对象与接受方式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指出中国早期小说与戏剧之间具有“貌似神合”的文体共性。而这种文体特征正是由二者相同的接受特点所决定的。

论宋元小说话本中节日叙写及其变迁

宋元小说话本的节日叙写既是时代生活的表征,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小说史现象。"节日"在小说话本中有着丰富的叙事表现,它是叙事时间,是民俗角色人物的节日生活情景,也是富有民俗文化气息的节日故事和情节模式。小说话本节日叙写的兴盛与当时节日生活的丰富、说唱艺术的发展有关,也与节日本身的"气质"同小说话本的契合相联系。小说话本中的节日叙写呈现出分布和详略的不均,并塑造了以神圣和世俗为主导的节日形象,"因俗叙事"则是其情节构筑的基本特征。明清小说继承发展小说话本的节日叙写艺术,使节日叙写走向细腻、冗繁,在艺术技巧上也更为纯熟。

敷演:宋元小说家话本编创方式考论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产生与写定大多有其本事出处和"据事"之源流,其中,敷演是其编创的重要手法之一,其主要方式为:揉合蹊跷古怪的耳目外怪怪奇奇之事以动人,精心铺排、布陈人物情节,使用征引诗词、使砌、转换视角、人物市井化等叙述技巧。宋元话本敷演的方法的运用,开创了话本小说的创作风气,直接影响了明末拟话本小说编创方式的选择。

宋元话本小说娱乐功能探析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受民间说唱艺术影响而衍生,面对市民阶层这一广大的接受主体,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演绎古今故事、市井生活。无论在题材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注重作品的娱乐性,力求浅显通俗,涉笔成趣,也促成了白话小说娱乐功能的进一步大众化,成为各个阶层尤其是民众所喜爱的文学样式,从而成为展现白话小说娱乐功能的重要载体。

宋元话本小说之媒人要素初探——以基本面貌、异素互联与书场情境为中心

媒人是宋元话本小说中一个极具价值的文学要素。话本小说中的媒人形象为我们揭示出不为正史所载的宋元时期媒人的基本状况。她们多为70岁以上的专职化私媒,在市井中普遍受到尊重。贪利热心、性格圆滑、抗压能力强是媒人的普遍特质。在与其他文学要素的互动关系中,媒人常常作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伏笔,抑或推动情节发展与折转的关键,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牵连与映衬其他人物也构成了媒人存在的重要使命。及至书场情境,程式化的说媒方式不仅可以减轻说话人的记忆负担,亦能够实现其亲近观众的理想。而说书人在演绎媒人时采取的视角变换与市井俗语,则突破了常规的叙事范式,并将表演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通俗叙事视角下的宋词接受——以宋元话本为例

宋元话本对词的接受遵循着通俗叙事求奇与谐俗的基本原则,其方式主要有以词作为核心虚构故事、以词承担结构功能、以词作文辞修饰三种。从纵向的维度来看,词在通俗叙事中的独立叙事功能很快消退,只起到结构和修饰的作用。这一发展路径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宋词独特的叙事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通俗叙事主要以散语叙事,以韵语抒情或描写的特殊功能分工所决定的。

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女性形象的差异性研究

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塑造了一批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但唐传奇和宋元话本的女性形象有着整体性的差异。本文试从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女性交往对象的身份地位、在爱情中不同的地位、追求倾向以及遭到抛弃背叛后不同的态度这四个方面分析其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宋元话本中的媒人及说媒场景

媒人是宋元话本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他们有着鲜明的群体特征,同时也是小说中的"结构性人物",对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宋元话本中还有不同类型的说媒场景,说媒场景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话本小说市井氛围的营造和情节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功能。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的特征——从六朝志怪到宋元话本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大系统,即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记叙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粗具文言小说的规模。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是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而宋元话本以其通俗化、口语化、市井化及说话人的风格等特点不同于文言小说,成为白话小说的定型文本。

唐传奇和宋元话本的叙事结构比较

唐传奇与宋元话本在结构之道 (深层结构 )、结构之技 (表层结构 )两方面均有差异。唐传奇的叙事结构主要以情爱类小说、梦幻类小说、侠义类小说、历史类小说为代表来分析 ;宋元话本的叙事结构主要以愚行小说、公案小说、鬼怪小说。

宋元小说话本中的民俗信仰论略

宋元小说话本展现了一幅幅立体生动的民俗生活画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流行于当时民众中的诸多民俗事象,本文重点探讨在民众精神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民俗信仰。宋元小说话本中所体现的民俗信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灵魂信仰;善恶有报和因果报应观念;万物有灵观念等。这些观念或者是普通甚至庸俗的,但真实自然地展现了当时民众的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全面立体地了解当时的民众与社会。

宋元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的文学形象与意义

随着宋元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茶坊酒肆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空间和文化传播场所,包括"小说"伎艺在内的各种说唱文学形式借助于这一空间得以发展繁荣。它不仅为说唱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展演空间与观众群,是说唱艺人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重要场所,还是作为文本的说唱文学题材的发源地与传播空间。宋元小说话本通过对不同空间(都市与乡村)茶坊酒肆的描绘,以及对发生于其间的种种故事和生活习俗的记述,把宋元时代的茶坊酒肆塑造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学形象,保留了相关的文化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坊酒肆还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它是小说话本重要的叙事空间,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而茶坊酒肆作为公共民俗文化空间的性质,也使小说叙事更加富于真实感。

史料搜集与中外文学观念碰撞下的文学史建构——论郑振铎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范式

郑振铎对于宋代“小说”话本的篇目进行了梳理,认为现存的宋代“小说”话本有三十余篇;他最早对《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提出了质疑,认为该书的结集可能在明代中叶,但是其作品是宋代的。对于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他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郑振铎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体现出史料搜集与文学史建构的统一。他的文学史建构,重视外来文化与民间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重视插图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善于以诗化的语言描述作品的艺术风格。郑振铎的学术研究,体现出广博与专精的统一;他一生往来于京、沪两大文化中心,沟通了京沪两地的学术,团结了京沪两地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