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版《史记》的源流与系统新考(一):绍兴本、杏雨本与景德校订本

《史记》之刻始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校刊“三史”,后经真宗景德、仁宗景祐覆校,形成了淳化本、景德校订本、景祐校订本三个系统。今存宋版《史记》达十多种,清代以来的藏书家做了不少著录和考订,近现代学者对各个具体版本多有研究。张玉春先生的《〈史记〉版本研究》则从版本源流的角度,梳理了宋元明清的大量《史记》刻本,勾画出《史记》的版本源流图。探讨宋版《史记》的源流与系统,应围绕两宋的官方监本,即“杏雨本”(日本杏雨书屋藏北宋刊北宋修十四行本)和它的覆刻本“绍兴本”,以及旧称“景祐本”“淮南本”(南宋淮南西路转运司刻本)。可行之方法是文本内容与版叶时代的结合校对,版本自身信息与文献书目记载的相互发明,版刻普遍规律以及官刻、坊刻书籍大背景的综合视野。以此方法分析各本的异文,可知杏雨本即景德校订本、绍兴本覆刻既有讹误也有校改,景祐本、淮南本共源景祐校订本,二家注本之耿本(张杅刊耿秉重修本)、蔡本(蔡梦弼刊本)共源蜀刻二家注本,此蜀本则出自景德校订本,此外,耿本、蔡本各有校改。

范仲淹与北宋新古文运动

公元960年,宋太祖夺取政权后,为防止武将文臣窥视神器,以“杯酒释兵权”,公然号召“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宋史记事本末》卷二)在官僚系统中倡导奢侈豪华。由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和巨商大贾们经常聚会宴饮,席间赋诗作文,唱和酬答,作品大抵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或花前月下、倚红偎翠。又由于宋初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社会相对安定,

成大事当求晓事之人

据宋史记载,宋孝宗曾抱怨伏节死义之臣难得。右文殿修撰张栻回答：＂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意思是说,这样的臣子当从犯颜敢谏之人中去找。一个人如果平时连冒犯领导提意见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能指望他危难时刻舍生取义呢？孝宗又说难得办事之臣,张栻回答：＂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不是这样的人。＂

箕子对古代中朝音乐文化交流的影响

箕子是商代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也是将商代"礼乐"文化融入周代之初的文化先行者和传播者,对中朝音乐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笔者以为,箕子是商末与周初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在以《史记》《后汉书》和《三国志》等为代表的正史群书中,记载了箕子不仅通晓音乐,而且为殷商的"礼乐"文化融入西周之初的"礼乐"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记载的《麦秀之诗》,乃是中朝音乐文化交流的具体作品例证。由此可见,箕子是有史料可考的开创古代中朝音乐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禅解《爱莲说》

《爱莲说》是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一篇美文。周敦颐活了五十七岁,一生为官非常清廉,以讲学做学问为要。宋史记评:精通政务,志在山林。周敦颐是一0一七年生人。他短暂的一生,受尽了磨难和坎珂,破获了许多重大的案件,如摔笏保他命、永修沉案等等,洗雪了民冤。“洗冤泽物”是他一生中恪守追求的事业。

《藏王故里》

聂赤赞普作为藏族历史的开端,他是传说中吐蕃历史上的第一位赞普,也就是藏地第一位“王”,留下有确切记载、完整的王统世系,传到松赞干布时已是第33代。藏地文明的许多“第一”,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他修建了藏地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几乎在所有藏地史书中都会被提到。在藏地人心中,那就是藏族文明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