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言行録》在日本德川時期的流播

《宋名臣言行録》在中世傳入日本,在德川時期得到了較爲廣泛的傳播。不僅有各種版本從朝鮮和中國傳入,同時日本本土還刊刻了《宋名臣言行録》,形成了“和刻本”,而和刻本基本只翻刻朱熹獨著本,直到德川末期才出現李幼武增補的版本。在德川時期《宋名臣言行録》的研究本和模仿本都有一定數量的出現,表明在該時期日本人對於《宋名臣言行録》已經不再局限於閲讀和學習,而是有了獨立的思考和創作,即《宋名臣言行録》開始真正受容於日本社會。德川時期出版了《宋名臣言行録》的注釋本、糾錯本、評論本、模仿本等,但未有和譯本。將《宋名臣言行録》作爲教材的德川漢學塾比較少見,且主要集中在德川後期。

国家图书馆藏《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价值考述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四十卷,虽系坊肆编刻的科举用书,但它处于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原本到《宋名臣言行录》版本演变过程的中间时期,展示了学界此前尚不了解的版本复杂性。《八朝名臣言行录》问世后不仅有“纂要本”,更有如《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这样的坊间增补本,更已开启了续补南宋部分的先河。同时,它又是一部罕见的专门反映宋代史事的科举用书,其编纂过程与体例均体现了坊肆书商对科举考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透露了举子应考的心理特点,是研究南宋科举的重要材料。

晚明张溥等编刊名臣经世类史著及其影响

晚明复社学者的经史论著均有特色,其史学著述中有关名臣言行、奏议等经世文献的整理和编著,是晚明史学中实学趋向的集中体现。在陈子龙等编纂经世巨著《明经世文编》之前,张溥、张采等人重编重刊名臣经世类史著的活动已经展开。张溥删节重刊明初《历代名臣奏议》,张采评阅重刊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均倡导实用文风,强调经世务实的学问旨趣。复社张溥等编刊名臣经世类史著,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的编纂相辅相成,丰富了复社经世文献整理的体系脉络。张溥等重编重刊的名臣经世类史著,在清代中国以及东亚诸国广泛流传,对后世史观、史论和史学编纂皆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