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朝请留中央官员研究

宋哲宗时期,皇帝和官员会对即将离任、调职或致仕的官员提出请留。皇帝对官员的请留除表达优待之情外,亦传递着一种政治信号,其结果多以皇帝的意愿为准。官员请留的结果却不尽相同,主动求去或升迁之际的请留,基本上都能得到皇帝的积极回应。而官员贬黜之际的请留,可能会遭到皇帝的反对。作为不涉请留事件的“局外人”,其他官员对请留事件持有观望、反对及赞成三种态度,更有甚者,其政敌会将请留事件作为官员之间互相依附的依据而弹劾事涉请留官员。

能否维持现状:蒋介石、宋哲元如何处理七七事变之争

1937年7月8日至28日,蒋介石、宋哲元围绕如何处理七七事变产生争议。蒋介石认为七七事变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多次要求宋哲元坐镇保定,准备应战。宋哲元则拒绝,幻想对日妥协以维持第29军继续坐镇华北的地位。蒋介石也曾通过各种渠道和平解决,一方面表示中央与地方的立场一致,一方面设法由中央政府管控对日交涉。这场争议以宋哲元是否到保定坐镇为始终,以能否维持现状为焦点。在日本使华北"明朗化"的既定侵略步伐下,宋哲元不可能维持现状,只能到保定坐镇,蒋宋二人的争议告一段落。

稳态与变异:论北宋哲宗朝陕西盐法中的官商角力

北宋哲宗朝在制度层面将陕西钞盐法恢复至宋仁宗时期的初始状态,并一直执行。由于铜钱铸造量减少、铜钱使用受限,官府增铸铁钱以填补货币流通的空缺。此举致使铁钱贬值。受陕西货币混乱影响,盐钞成为唯一的货币替代品,成为"硬通货"。投机者借机通过垄断售钞渠道、利用政策时滞等方式囤蓄盐钞、推高钞价,使货运商和官府的利益受损;一部分官员出台政策平稳钞价,却未得要领;另一部分则提高盐钞销售价,与商争利,以维护官府收入。总之,尽管盐法规则全由朝廷设计,商人却也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使其对制度的影响力超越官府。钞盐法的制度框架看似同宋仁宗时期相类,但参与者因利益纠葛而引起的纷争使其实行状况大相径庭。一种正被执行的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实际状态可以千差万别。

卢沟桥事件初期宋哲元和谈述评

卢沟桥事件初期宋哲元和谈述评肖立辉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作为华北前线２９军的最高首脑，宋哲元在２４日以前基本上是采取了和谈的决策。这个决策是宋哲元综合各种讯息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做出的。探讨进入宋哲元决策的讯息及其主观判断，将有助于揭示当时局势的...

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更化”。“元更化”时期,元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与宋哲元政治走向

宋哲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而“一二·九”运动是其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宋哲元与爱国学生之间，由尖锐对立到矛盾渐趋缓和再到双方联络联合成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透过宋哲元与爱国学生之间关系的变化，可以窥见宋哲元的的政治走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密不可分。

喜峰口战役中宋哲元致国民政府电报选

1933年3月,日本侵华军进犯我长城一线,9日占领喜峰口,华北形势危急。宋哲元所部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抗敌,夺回喜峰口。喜峰口一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日本侵略者亦不得不承认喜峰口之役,是明治练兵以来的“奇耻”。这里选刊的馆藏国民党政府档案中的48份电报,基本反映了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一带顽强抗敌的战况全貌,对研究抗日战争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予刊布,以供研究。

1930年代宋哲元与韩复榘对日态度之比较

宋哲元与韩复榘同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两人相继成为华北的两大地方实力派。抗战爆发前,他们主政的平津、山东对国民政府都处于半独立状态。20世纪30年代宋哲元与韩复榘的对日态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两人对日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进程,也决定了他们的最终命运。

张自忠与宋哲元关系述论——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个案的探讨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开始向华北地区渗透。宋哲元、张自忠作为华北地区的军政领导人,一直战斗在抗日救国的最前线。他们率领第二十九军将士,既有腥风血雨的拼杀,也有妥协与周旋的斗智斗勇,他们二人团结奋斗,或台前或幕后,妥密应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在不同的战场与日本侵略者奋战,在战争中互相关心,相互勉励,直至1940年先后殉国。被后人尊为民族英雄。他们二人忠心爱国,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团结奋斗的行为彪炳千秋、永垂不朽。

南京政府和宋哲元对一二九平津学生运动的态度

随着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南京政府和以宋哲元为首的平津当局从不同的利益出发,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前后有别的态度:运动发生初期,宋哲元采取严厉制止学生运动的态度,而南京政府则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认可,并试图将其纳入其许可的轨道内;1936年2月后,南京政府和宋哲元出于"防共"、"反共"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共同需要,决定对学生运动采取严厉制裁,进行疯狂镇压;1936年五六月份后,宋哲元开始转向同情学生运动的立场。这种变化,是抗战爆发前夕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局势的反映,也体现了不同阶级、阶层对日、对共态度的变化。

宋哲元守土华北功不可没

宋哲元守土华北的主要功绩有五个方面:牢牢掌握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决策大权,决不让实权落在北洋余孽及汉奸亲日派手里:顶住日本要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东伪政权合并的图谋,镇压汉奸武装和取缔各种伪自治组织:坚持“抢口不对内”,拒绝与日方签订中日共同防共协定;服从中央训令,不与日方正式签订华北经济提携协定:在日本军事威胁面前针锋相对,不甘屈服。

忍痛含垢 终还清白——纪念宋哲元将军逝世67周年

1935年的华北形势危险万分,在日本的疯狂进逼下,蒋介石非常清楚,冀察两省和平津二市是保不住的,早晚要丢失的。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利用宋哲元手中掌握的二十九军实力对日实行敷衍、缓冲,尽可能拖住日本伪化华北的步伐。宋要想守住华北,必须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对日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宋代蒋受过两年之久,直到平津丢失,蒋亲自出面为其承担责任,宋忍痛含诟,委曲真相才大白于天下,终获国人的谅解。

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对平津危机的应对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平津告急。作为平津地区军政首脑的宋哲元在处置这一危机时,经历了奋起反抗、坚决回击到妥协求和、谋求局部解决再到下定决心、被迫守土的曲折过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其狭隘地方、集团利益的困囿,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日方针的摇摆不定以及宋哲元对日侵略企图缺乏正确的判断造成的。

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原因初探

本文从《香月细目》的内容、《香月细目》的历史背景等 5个方面分析了宋哲元拒绝签订《香月细目》的原因。作者认为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态度应该重新确认。

宋哲元与冀察政务委员会

宋哲元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 ,首先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人事进行调整 ,在以后的对日交涉中虽有一些妥协和让步 ,但抗日御侮。

论宋哲宗元祐时期对西夏的政策

论宋哲宗元■时期对西夏的政策李华瑞宋哲宗元时期的对西夏政策，是北宋对夏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以往的宋夏关系研究中往往因着重论述神宗至徽宗时期的积极开拓而被忽略或一笔带过，而缺乏专门的探讨，本文拟对元时期对西夏政策的转变、形成和失败作一细致的论述，...

论宋哲宗登基后的两次诏求直言

宋哲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登基后,分别于该年五月五日及六月二十五日两次下诏求言,由于两次诏求直言前后都伴随着新旧两党的明争暗斗,特别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推波助澜,借求言聚集旧党力量,这使得宋哲宗登基求言成为北宋历史上独特的政治风景,为旧党对新党的政治清算,即元祐更化进行了舆论准备。

“七七事变”后宋哲元态度游移的原因

本文分析阐述了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态度游移的原因：（一）从保全地盘和实力出发，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宋哲元企图化“七七事变”为地方事件解决。这是根本原因。（二）宋哲元不谙形势，对日本侵华阴谋认识不足，这是宋哲元陷入日本侵华阴谋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的不明确是造成宋哲元态度游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文章末尾指出了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一）宋哲元对日之“求和”与南京政府之对日“求和”有很大的区别。（二）宋哲元在事变后态度的游移，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内部亲日派势力的消极影响，关系不是很大。

宋哲宗皇帝御书赠司马光“忠清粹德之碑”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南3公里,有一座素有“小碑林”之称的灵崖寺,由两个天然崖洞组合而成。其前洞大佛像神龛下,嵌着一排历代的名碑,位居正中便是宋哲宗御书赠司马光的“忠清粹德之碑”,高138、宽85厘米。碑额界以方格,浮雕双龙,云纹中嵌有宝珠,呈“二龙抢宝”状。方格内直行隶书三行:“哲宗皇帝御书”6字,字径8厘米;碑中直行篆书两行:“忠清粹德之碑”

元祐“調停”與宋哲宗紹述前夜

本文從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的"調停"事件入手,探討哲宗朝政治從"更化"向紹述轉變的政治體制、文化背景。首先辨析史料,分析元祐後期太皇太后高氏以及宰執的政治態度與相應的部署。其次,剖析在朝中高層官僚士大夫的政治動向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認爲元祐後期的政治部署與主流政治文化之間有明顯的衝突,這是紹述前夜最重要的政治背景,推動了紹述的迅速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