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维持现状:蒋介石、宋哲元如何处理七七事变之争

1937年7月8日至28日,蒋介石、宋哲元围绕如何处理七七事变产生争议。蒋介石认为七七事变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多次要求宋哲元坐镇保定,准备应战。宋哲元则拒绝,幻想对日妥协以维持第29军继续坐镇华北的地位。蒋介石也曾通过各种渠道和平解决,一方面表示中央与地方的立场一致,一方面设法由中央政府管控对日交涉。这场争议以宋哲元是否到保定坐镇为始终,以能否维持现状为焦点。在日本使华北"明朗化"的既定侵略步伐下,宋哲元不可能维持现状,只能到保定坐镇,蒋宋二人的争议告一段落。

卢沟桥事件初期宋哲元和谈述评

卢沟桥事件初期宋哲元和谈述评肖立辉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作为华北前线２９军的最高首脑，宋哲元在２４日以前基本上是采取了和谈的决策。这个决策是宋哲元综合各种讯息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做出的。探讨进入宋哲元决策的讯息及其主观判断，将有助于揭示当时局势的...

喜峰口战役中宋哲元致国民政府电报选

1933年3月,日本侵华军进犯我长城一线,9日占领喜峰口,华北形势危急。宋哲元所部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抗敌,夺回喜峰口。喜峰口一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日本侵略者亦不得不承认喜峰口之役,是明治练兵以来的“奇耻”。这里选刊的馆藏国民党政府档案中的48份电报,基本反映了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一带顽强抗敌的战况全貌,对研究抗日战争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予刊布,以供研究。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与宋哲元政治走向

宋哲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而“一二·九”运动是其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宋哲元与爱国学生之间，由尖锐对立到矛盾渐趋缓和再到双方联络联合成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透过宋哲元与爱国学生之间关系的变化，可以窥见宋哲元的的政治走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密不可分。

1930年代宋哲元与韩复榘对日态度之比较

宋哲元与韩复榘同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两人相继成为华北的两大地方实力派。抗战爆发前,他们主政的平津、山东对国民政府都处于半独立状态。20世纪30年代宋哲元与韩复榘的对日态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两人对日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进程,也决定了他们的最终命运。

张自忠与宋哲元关系述论——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个案的探讨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开始向华北地区渗透。宋哲元、张自忠作为华北地区的军政领导人,一直战斗在抗日救国的最前线。他们率领第二十九军将士,既有腥风血雨的拼杀,也有妥协与周旋的斗智斗勇,他们二人团结奋斗,或台前或幕后,妥密应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在不同的战场与日本侵略者奋战,在战争中互相关心,相互勉励,直至1940年先后殉国。被后人尊为民族英雄。他们二人忠心爱国,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团结奋斗的行为彪炳千秋、永垂不朽。

南京政府和宋哲元对一二九平津学生运动的态度

随着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南京政府和以宋哲元为首的平津当局从不同的利益出发,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前后有别的态度:运动发生初期,宋哲元采取严厉制止学生运动的态度,而南京政府则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认可,并试图将其纳入其许可的轨道内;1936年2月后,南京政府和宋哲元出于"防共"、"反共"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共同需要,决定对学生运动采取严厉制裁,进行疯狂镇压;1936年五六月份后,宋哲元开始转向同情学生运动的立场。这种变化,是抗战爆发前夕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局势的反映,也体现了不同阶级、阶层对日、对共态度的变化。

宋哲元守土华北功不可没

宋哲元守土华北的主要功绩有五个方面:牢牢掌握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决策大权,决不让实权落在北洋余孽及汉奸亲日派手里:顶住日本要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东伪政权合并的图谋,镇压汉奸武装和取缔各种伪自治组织:坚持“抢口不对内”,拒绝与日方签订中日共同防共协定;服从中央训令,不与日方正式签订华北经济提携协定:在日本军事威胁面前针锋相对,不甘屈服。

忍痛含垢 终还清白——纪念宋哲元将军逝世67周年

1935年的华北形势危险万分,在日本的疯狂进逼下,蒋介石非常清楚,冀察两省和平津二市是保不住的,早晚要丢失的。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利用宋哲元手中掌握的二十九军实力对日实行敷衍、缓冲,尽可能拖住日本伪化华北的步伐。宋要想守住华北,必须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对日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宋代蒋受过两年之久,直到平津丢失,蒋亲自出面为其承担责任,宋忍痛含诟,委曲真相才大白于天下,终获国人的谅解。

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对平津危机的应对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平津告急。作为平津地区军政首脑的宋哲元在处置这一危机时,经历了奋起反抗、坚决回击到妥协求和、谋求局部解决再到下定决心、被迫守土的曲折过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其狭隘地方、集团利益的困囿,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日方针的摇摆不定以及宋哲元对日侵略企图缺乏正确的判断造成的。

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原因初探

本文从《香月细目》的内容、《香月细目》的历史背景等 5个方面分析了宋哲元拒绝签订《香月细目》的原因。作者认为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态度应该重新确认。

宋哲元与冀察政务委员会

宋哲元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 ,首先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人事进行调整 ,在以后的对日交涉中虽有一些妥协和让步 ,但抗日御侮。

“七七事变”后宋哲元态度游移的原因

本文分析阐述了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态度游移的原因：（一）从保全地盘和实力出发，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宋哲元企图化“七七事变”为地方事件解决。这是根本原因。（二）宋哲元不谙形势，对日本侵华阴谋认识不足，这是宋哲元陷入日本侵华阴谋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的不明确是造成宋哲元态度游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文章末尾指出了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一）宋哲元对日之“求和”与南京政府之对日“求和”有很大的区别。（二）宋哲元在事变后态度的游移，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内部亲日派势力的消极影响，关系不是很大。

略论宋哲元与冀察政委会的成立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北分治”政策与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外交相结合的产物，而宋哲元的政治运作则是这一结合的关键。宋游刃于日蒋之间，一方面利用南京政府抵御日本压迫，另一方面又借重日本压力向蒋介石索权，从而在短时期内促成以他为首要的冀察政委会的成立。

宋哲元军事爱国主义思想刍议

宋哲元将军是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抗日将军",自1907年随同冯玉祥征战,直至中原大战后,始独立执掌察哈尔与平津。在其任职期间同日军进行了不折不挠、斗智斗勇的斗争。爱国主义思想一直在他内心深处占支配地位,并最终付诸于军事实际。

宋哲元与华北自治运动

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名为自治,实为强夺;号为运动,实为威逼”。①它的战略意图是在华北建立一个在日本统治下同伪“满洲国”有着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即“防共亲日满地带”,以便“任其操纵利用,在不引起列强实力干预的情况下,达到蚕食中国的目的”。②无疑,侵略和控制华北是“华北自治运动”的核心和目的。 渗透和分裂华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国策。在日方看来,华北在政治,经济。

宋哲元与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宋哲元也成为这个事变中的焦点人物。在整个华北自治运动中,宋哲元成功地在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周旋。借日方压力,在进驻平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事件中迫使蒋介石放权,使自己成为握有军政统一大权的华北重吏。同时又依靠南京政府抵制日本分裂华北,成立"华北自治政府"的阴谋,成功缓冲了日本对华北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延缓和阻挡日本伪化华北的步伐,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肝胆相照 生死与共——萧振瀛与宋哲元关系述评

综观萧振瀛的抗日活动,我们会发现萧振瀛先生与宋哲元将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和不解之缘。他们把友情牢牢地建立在反军阀、抗日寇、民族至上、国民第一基础上的。他们的一生闪烁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一、君子先择而后交“1926年,萧振瀛在绥远省(现内蒙古自治区)当临河设置局局长,是年,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联合‘反赤’,对冯玉祥的国民军两面夹攻。宋哲元当时是国民西路军总司令,败退西撤,途经此地,萧主动为军队筹办粮饷。乌拉特。

宋哲元对二十九军的激励

自西北军改编为二十九军,宋哲元担任军长后,宋就逐渐转变其思想,将内战信条转变为"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更是鲜明地提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以此来激励整支军队,来力图挽救危亡中的民族和国家。而整个军中将士也深刻领略到其意义而将它作为心中的信条,血勇杀敌,保国卫民。

试析宋哲元与南京政府之关系

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人。22岁投笔从戎,入北洋陆军第六镇随营武备学堂。1912年,开始在陆建章统领的北洋右路备补军任哨长。其后,冯玉祥任由左路备补军改编的京卫军第二团团长,宋哲元充任该团一营哨官。从此,宋哲元便在冯的麾下,冲突效力,成为后来西北军著名的“五虎将”之一。中原大战后,宋哲元承继西北军大业,接受中央统编,出掌29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