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态与变异:论北宋哲宗朝陕西盐法中的官商角力

北宋哲宗朝在制度层面将陕西钞盐法恢复至宋仁宗时期的初始状态,并一直执行。由于铜钱铸造量减少、铜钱使用受限,官府增铸铁钱以填补货币流通的空缺。此举致使铁钱贬值。受陕西货币混乱影响,盐钞成为唯一的货币替代品,成为"硬通货"。投机者借机通过垄断售钞渠道、利用政策时滞等方式囤蓄盐钞、推高钞价,使货运商和官府的利益受损;一部分官员出台政策平稳钞价,却未得要领;另一部分则提高盐钞销售价,与商争利,以维护官府收入。总之,尽管盐法规则全由朝廷设计,商人却也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使其对制度的影响力超越官府。钞盐法的制度框架看似同宋仁宗时期相类,但参与者因利益纠葛而引起的纷争使其实行状况大相径庭。一种正被执行的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实际状态可以千差万别。

宋哲宗朝自然灾害析论

根据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通过图表法、统计分析法和比较法等,对宋哲宗朝15年间的自然灾害进行统计、分析,探讨该时期自然灾害基本状况、各级政府的救灾措施以及灾害的影响。研究表明:宋哲宗时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高,年灾害频次趋于平稳、四季灾害频次差异较小;区域上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或国防重地,大致在京师、河北、浙江、江苏、山东等地。该时期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减轻灾害影响、维系人心及巩固统治,宋哲宗政府采取了安抚灾民、赈济、劝分等一系列救灾措施。

宋哲宗朝陕西路货币政策与官民互动

北宋政府在熙丰时期进行的盐钞与交子改革均遭到失败。宋哲宗自即位起,就面临着重新构建陕西路货币体系的重任。但受时局影响,宋哲宗亲政前后朝廷行用的思路略有差异,这又加剧了陕西路经济状况的动荡。宋廷在重新确立铁钱为陕西路唯一支付手段的前提下试图恢复范祥旧法,却适得其反,使盐钞成为通货,铁钱逐渐被排挤出流通。官方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非但没能解决危机,反而为民间投机培植了土壤,有价值的通货不断被富商大户把控,百姓只能接受贬值的铁钱,成为这场官民较量中最大的受害者。

宋哲宗朝请留中央官员研究

宋哲宗时期,皇帝和官员会对即将离任、调职或致仕的官员提出请留。皇帝对官员的请留除表达优待之情外,亦传递着一种政治信号,其结果多以皇帝的意愿为准。官员请留的结果却不尽相同,主动求去或升迁之际的请留,基本上都能得到皇帝的积极回应。而官员贬黜之际的请留,可能会遭到皇帝的反对。作为不涉请留事件的“局外人”,其他官员对请留事件持有观望、反对及赞成三种态度,更有甚者,其政敌会将请留事件作为官员之间互相依附的依据而弹劾事涉请留官员。

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更化”。“元更化”时期,元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论宋哲宗元祐时期对西夏的政策

论宋哲宗元■时期对西夏的政策李华瑞宋哲宗元时期的对西夏政策，是北宋对夏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以往的宋夏关系研究中往往因着重论述神宗至徽宗时期的积极开拓而被忽略或一笔带过，而缺乏专门的探讨，本文拟对元时期对西夏政策的转变、形成和失败作一细致的论述，...

论宋哲宗登基后的两次诏求直言

宋哲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登基后,分别于该年五月五日及六月二十五日两次下诏求言,由于两次诏求直言前后都伴随着新旧两党的明争暗斗,特别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推波助澜,借求言聚集旧党力量,这使得宋哲宗登基求言成为北宋历史上独特的政治风景,为旧党对新党的政治清算,即元祐更化进行了舆论准备。

宋哲宗皇帝御书赠司马光“忠清粹德之碑”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南3公里,有一座素有“小碑林”之称的灵崖寺,由两个天然崖洞组合而成。其前洞大佛像神龛下,嵌着一排历代的名碑,位居正中便是宋哲宗御书赠司马光的“忠清粹德之碑”,高138、宽85厘米。碑额界以方格,浮雕双龙,云纹中嵌有宝珠,呈“二龙抢宝”状。方格内直行隶书三行:“哲宗皇帝御书”6字,字径8厘米;碑中直行篆书两行:“忠清粹德之碑”

元祐“調停”與宋哲宗紹述前夜

本文從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的"調停"事件入手,探討哲宗朝政治從"更化"向紹述轉變的政治體制、文化背景。首先辨析史料,分析元祐後期太皇太后高氏以及宰執的政治態度與相應的部署。其次,剖析在朝中高層官僚士大夫的政治動向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認爲元祐後期的政治部署與主流政治文化之間有明顯的衝突,這是紹述前夜最重要的政治背景,推動了紹述的迅速展開。

宋哲宗亲政后对西北蕃官换授汉官差遣的调整

北宋为防御西夏,逐步对宋夏沿边众多部族首领授受差遣实职,形成了一套蕃官换授机制。学界对蕃官换授汉官序列差遣的观点多有争论,本文认为哲宗亲政后,宋廷逐步调整了蕃官政策,蕃官可换授汉官序列差遣,已进入汉官官僚系统。同时,入南宋后,进入汉官序列的汉姓蕃官,已经不分蕃汉,正常序迁,促进了民族融合。

略论宋哲宗对苏颂的庇护

苏颂在元祐年间先后任副相、宰相,仕途平步青云,除了他自身有一定才能,反变法派也对他多有助力。苏颂任宰相期间未受党争影响,坚持不立党援,无论是因弹劾辞相,还是"绍述"期间变法派打击元祐旧臣,苏颂致仕前后都在哲宗的庇护下得以明哲保身。苏颂得到哲宗庇护除了因为懂得君臣之义,不立党援,恪守本分的政治表现也得到哲宗的认可。

论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随着新旧党派的此起彼伏而震荡改变。首先,旧党中的主流意见是反对省试经义取士制度,要求恢复诗赋取士。不过,许多旧党大臣仍然支持经义取士,唯独对王安石以一家之说为准的科场录取标准提出批评。朝廷最终采取折中立场,经义和诗赋两存之,然偏向诗赋取士。宋哲宗亲政,再废诗赋取士,而设"宏词科"弥补之。同时,司马光从乡举里选的立场出发,新设经明行修科。此举在专制体制下不可行,所以在元祐年间并无多大作为。部分旧党大臣还对殿试用策、三舍取士等熙丰新法提出批评意见,要求恢复殿试诗赋论三题,废除上舍取士。旧党人士对这两点依然争论很大,最终保留殿试用策而废三舍法。宋哲宗亲政,三舍法同样得以恢复。

李清臣与哲宗绍述

哲宗绍述是北宋中后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李清臣作为变法派成员,在哲宗绍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哲宗亲政后,李清臣被召为中书侍郎,首倡绍述,为哲宗绍述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广泛的社会舆论。绍圣元年四月,李清臣独颛中书,主持恢复了免役法,在各路复设提举常平官,为将来多项新法的恢复做了极其必要的前期准备。章惇入朝主持朝政后,与曾布、蔡卞等人对保守派进行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导致党争倾轧愈演愈烈,严重制约了绍述政治的开展及其成效。对此,李清臣竭力反对,结果被排斥出朝廷。由李清臣首倡的绍述逐渐演变为章惇等变法派打击迫害元祐党人的一种运动,严重偏离了原来的正确方向。

“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北宋哲宗亲政时期,有三件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重修元祐《神宗实录》、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对元祐看详诉理所之旧案重加审定。这些事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之前元祐时代留下的不同类型"文字"的处理。而"文字"的背后,是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在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群体的议论和相关的"文字",是其成长、参与政事的体现,也代表了一种北宋立国以来日积月累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因此,哲宗亲政以来针对士大夫"文字"的政治整顿,抓住了士大夫的要害所在,既达成了时人党同伐异的政治目的,更重塑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面貌,深刻改变了北宋的士大夫政治传统。

浙江传统经典书画名作图录:北宋苏轼《表忠观碑》

苏轼一生中两次到杭州为官:第一次是宋神宗时期,第二次是宋哲宗时期,第二次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这三年是苏轼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他把杭州当成了第二故乡。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不仅留下了许多美伦美奂的诗词,也留存了大量经典的丹青妙墨。

宋哲宗皇后孟氏的戏剧人生

宋哲宗赵煦（1077—1100年），是宋神宗的儿子。神宗死后，他继立为帝，改元元祜，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

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隐现着激进思潮，君主神圣的观念有所减弱。历史营造出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产生了与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广大士大夫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自身利益，比以往更多地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他们敢于激烈地抨击皇帝，公开抵制皇帝的不当旨令，利用神权和史官之权制约皇帝，并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从而限制着皇权膨胀，并在许多情况下取得成功。宋代没有出现暴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

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

宋徽宗系宋神宗第十一子 ,既非嫡又非长 ,从政是其所短 ,书画是其所长。其兄长宋哲宗因纵欲而早逝 ,他仰仗其才华与名声 ,竟战胜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 ,君临天下。徽宗继位貌似出自“朝议” ,其实走过场而已 ,所谓“朝议”最终沦为政治陷阱。徽宗的公开策立者固然是向太后 ,其幕后拥立者很可能是宦官郝随。至于徽宗的才华与名声 ,则得益于对其青少年时代影响极大的姑父、风流驸马王诜。一定意义上似可说 ,徽宗“成也王诜 ,败也王诜”。

北宋宣仁太后垂帘时期的心理分析

对北宋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元更化”发生在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作为一个足不出户的宫廷女性 ,何以对王安石变法和变法派极端仇恨 ,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因素。本文通过对“更化”各个时期宣仁太后的心理分析 ,试图探索这些心理因素对当时政策的影响 ,同时揭示北宋末年女性政治的特点及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