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体天格物——从宋明服饰花木纹样看民众岁时生活

“花木”是对宋明时期植物分类中“花、果、木、卉”的统称。花木纹样,是宋明服饰纹样题材中的一类,其品类多样、形态丰富,具有言志寓兴的文化意蕴。岁时,包括节令和节日,节令即二十四节气,节日包含上元、端午、七夕、中秋等传统庆祝或祭祀的日子。花木与人一同生活于时间系统之下,共同感受和反应自然的发展变化,宋明时期是我国古代岁时与花木文化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人们以花木映射岁时、装饰生活,表达对自然和人生的审美与哲思。以宋明服饰中的岁时花木纹样为研究对象,探析其所呈现的宋明时期人们在岁时之中的生活样貌;尝试解读在岁时生活的视角下花木纹样所含的象征意象;讨论在自然花木主题下的花木纹样中,体现的宋明时期社会人文的传承与发展。在宋明服饰中,岁时花木纹样的应用展现出当时民众应时应节的时间生活方式,花木纹样在宋明服饰中的应用具有“合天时,达人意”的装饰特点,传达出宋明时期“万物有灵”和“天人合一”的生活哲思。

宋明理学视野下传统中医医德的塑造

[目的]研究宋明理学的内在要求,揭示其对医德内驱、医德修养路径、医德目标以及医德思想等的塑造作用,以期为当代医德医风建设提供借鉴和有益助力。[方法]系统梳理宋明理学影响下,医家关于医德的相关论述及道德实践。考察中国古代传统中医医德的塑造方式及过程,研究医德内驱的核心内容、医德修养路径的关键要求、医德目标的实践途径和医德思想的根本原则。[结果]宋以后,中医医德是以理学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在理学家“识仁”“孝为仁之本”“明体达用”“理欲观”等思想的渗透下,古代中医逐步形成“推己及人”“知医为孝”“经世致用”“济世活人”等道德情感。[结论]古代医德在当今社会仍闪耀人性的光芒,通过树立道德榜样,引领医务人员形成“医乃仁术”“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的道德标准。理学在现今依然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将理学中“识仁“”孝“”经世致用“”理欲观”等思想注入当代医德建设体系中,有助于构建新时代医德体系,推动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福州乌山摩崖景观与宋明儒学的政治文化空间

福州乌山的摩崖石刻既是当地标志性的人文景观,也是宋明时期闽地儒士政治文化生活的物质记录。以文献梳理、铭文释读与情景分析的方法,强调儒学群体与摩崖景观发生互动的具体历史语境,从乌山摩崖景观的体验传统、景观建构的双重历史线索、摩崖景观的政治历史象征意义、乌山游赏的情感范式与文化意义这四个维度展开,指出乌山摩崖景观是一个由历代士人依托儒学政治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所塑造的、以宋明儒学传统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空间。

熊十力“尽心”工夫:以宋明理学批判为中心

熊十力接续心学一脉,在批判宋明理学静坐工夫有拘紧倾向的基础上,围绕孟子“尽心则知性知天”主张展开尽心工夫。在心性关系上,熊十力继承心学一元论的观点,将心、性、天等宋明理学范畴同质化。在心物关系上,与王阳明心外无物主张不同,熊十力持心物不二的观点,认为心物二分是导致工夫内外相分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化解工夫内外相分的办法是做好博文之功,即维持工夫在自然与人事两端的平衡。严格来说,熊十力并未能像朱熹、王阳明等宋明儒者一样构建起自身严密的工夫体系,但他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反思和批判对发展儒家工夫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宋明理学分析和叙述方法范式——以《近思录》与《太极图说》为例

范式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认识工具,认识宋明理学的分析与叙述范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知其内涵的逻辑与义理。《近思录》的体系结构按陈荣捷先生《近思录详注集评》的注释可分为:一,“阴阳变化性命之说”的“道体”部分;二,“求端用力”的治学部分;三,“处己治人”的工夫部分;四,“辨异端、观圣贤”的“圣人境界”部分。这与《太极图说》的内容构成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近思录》是对《太极图说》的扩写。但是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本文以对《近思录》与《太极图说》文本的体系结构分析入手,说明这种相似性实际上开宋明理学分析与叙述范式的一代滥觞,影响到《河南程氏粹言》与《困知记》为代表的后学,反映了宋明理学注重义理心性,将关于“道”与“性”的讨论与分析视作“为学”之根底,从根本性改变了宋明理学家的文本结构体例,从而促成了宋明理学分析与叙述范式的形成。

理学与心学--宋明伦理观嬗变及其当代价值

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为主流的哲学思想构成了宋元明时期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独特风格。此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动与社会思想潮流的转变休戚相关。作为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时代价值仍旧熠熠生辉。本文通过对宋明时期伦理思想的特征和演变进行梳理,总结出青年担当与家国情怀、人文精神的理性建设和精神境界的修行三方面的时代价值。

再次遇到王船山——兼评程志华教授《宋明儒学之重构》

程志华教授新著《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在四个方面颇有新意。就本体论讲,作者以“太极”作为王船山哲学本体,以“太虚”“天”“太和”“道”作为“太极”不同角度之言说;就历史哲学讲,作者以“进化”为基底,以“循环”为开展,提出王船山持“基于‘演化’的循环历史观”;就儒学史定位讲,作者基于“三期说”给出王船山哲学乃对原始儒学之“正”、宋明儒学之“反”而明末清初儒学之“合”的定位;就研究方法讲,作者探讨了“内在诠释”及哲学诠释的“道”和“术”,体现出强烈的方法自觉。这些方面对于王船山哲学的进一步开展具有启发意义。

方法论的自觉与儒学史的定位——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河北大学程志华教授80多万字的著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以下简称《重构》),是其历经六年多研究的成果。最近十多年,相对研究程朱陆王日趋热门,对于王船山的关注则比较少。《重构》是近年来研究王船山哲学的有自己新见的著作,其新见在我看来,主要是贯穿全书的方法论自觉和对于船山在儒学史上的定位。没有方法论的自觉,对宋明儒学进行重构还不可能;同时,重构是与重新认识船山在儒学史的定位相联系的。

宋明理学道统论视域下传统武术传承思想论绎

基于宋明理学道统论分析传统武术传承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仁义为本、德贯始终,厘定统序、标示正宗,以心传心、身体心验,技以承道、技道参融。其形成理路是,厚植传统武术师道尊严,深化传统武术谱系观念,发展传统武术礼制秩序,渗融传统武术义理范畴。其历史影响主要表现为:既培植了行仁由义的德性自觉,也滋生了假借仁义的伪妄现象;既深化了拳种门派的统序意识,也形成了相轻互斥的排他心理;既强化了体认自得的工夫方法,也催生了自以为是的偏蔽己见;既承继了志道精技的文化传统,也养成了离技论道的空谈陋习。辩证扬弃传统武术传承思想,回到其主要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场域进行多维审思,有助于更好地立足根本、返本开新,为优化新时期武术传承发展实践提供经验智慧。

论章学诚对宋明理学与乾嘉考据学的批评

理学作为宋元明清四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章学诚能以较为客观的辩证观点视之。一方面对理学末流大加挞伐,认为其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空言天性义理,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对通经服古的程朱之学持肯定态度,指出宋儒的“躬行实践”,仍是值得后人效仿和借鉴的正确方法。考据学为乾嘉学术之主流,章氏指出考据学的弊病在于注重征实,而忽视对义理的掘发,未能真正领会古人删修考订的用意和治学的要领。为此,章学诚倡言“六经皆史”说,强调经世致用,这既是对理学空谈性命义理的猛烈抨击,也是对考据学严重脱离人事的有力针砭。

宋明时期木兰陂管理体制演变与地域社会变迁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论证和分析,发现木兰陂管理制度的演变和地域社会的变迁高度融合,从宋至明木兰陂管理基本上由“民间”因素主导,从宋元时期的“家族共管同修”模式发展为明时期的“官民共管”模式,相应的日常管理和维修也由“陂正副-甲头-小工”的陂司制度演化为“水利老人-小工”制和“董役”制的结合;揭示融合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的关系也在不断调整,民间势力参与木兰陂管理范围不断扩大,参与程度不断加深,水利管理与国家赋役系统结合的趋势也不断加强。

宋明理学对孔子背盟的诠释

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哲人们对“经权之辩”有过深刻的批判性思考,直至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和心学家对此问题仍然有着激烈的讨论。通过“孔子背盟”这一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宋明理学家们对于经权关系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于后世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宋明江右儒学主静工夫之旨趣

宋明时期,江右是宋明理学的重镇。江右思想家对主静工夫的关注和阐发异彩纷呈,将周敦颐所开启的静论思想一以贯之。周敦颐提出的“无欲故静”“主静立人极”的思想不仅对之后的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开创了江右的静论传统。陆九渊以“心赅动静”为标识,以动静如一检视心性修养之功效,开创了心学的静论传统,同时也是抚州地区静论的代表。胡居仁自觉接续朱熹之学统,以“敬贯动静”为标识,以常存天理,拒入虚寂无实为学问进路,是上饶地区静论的代表。聂豹、罗洪先承阳明之教,浑融心学、理学之静论,默契濂溪主静之旨,以“主静归寂”“主静立体”为标识,立足于以主静之学消化良知学,他们属于阳明后学中主工夫一派,是吉安地区王学静论的代表。江右静学的传统连绵不绝,横贯理学与心学,可谓是宋明时期熠熠生辉的地域性思想。

“本体·工夫·境界:宋明理学与当代美育暨纪念潘立勇先生”学术研讨会在绍兴召开

宋明理学包含着深刻的人格美育思想和人文精神,这也是潘立勇先生在中国美学研究领域的毕生用心所在。为了纪念潘立勇先生对宋明理学美学思想和美育研究做出的突出学术贡献,2023年8月24日至26日,“本体·工夫·境界:宋明理学与当代美育暨纪念潘立勇先生”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绍兴“阳明故里”召开。

羁縻州与土司之间——宋明时期施州寨堡的设置与区域治理

自宋太祖将荆湖地区纳入直接管理开始,宋廷即十分注重对荆湖南、北两路(今两湖地区)所属“省地”与羁縻州地交界区的控制与管理。寨作为宋廷管理当时荆湖南、北两路少数民族的地方机构在施州南部羁縻州集中区域广泛设置,呈现出南多北少分布格局。至明代,随着土司治理的深入,朝廷与地方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明廷区域治理对象随之发生变化,寨堡分布重心移至北部,呈现出宋明时期施州区域治理重心变化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以地理空间的形式,折射出区域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进程。

从嘉兴博物馆藏铜镜看宋明时期的湖州镜

湖州镜,从较小的范畴来说,是指镜背标有湖州铸镜名号的铜镜。关于湖州镜的发展脉络,学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始于北宋,止于清。南宋时期,得益于政治中心南移和北方大量民众的南迁,湖州地区手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其铸镜业也迎来了繁盛期。湖州镜摈弃了繁复的纹饰,更加注重实用性。宋代湖州镜以素面镜为主,素面无纹饰成为湖州镜的标识之一。

“仁义内外”与道德自律和他律——基于宋明理学的新解读

仁义内外之辨作为中国古代道德哲学中与道德来源、道德实践行为动机、道德自律与他律等问题紧密相关的概念,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近年来的研究以先秦各家对于仁义内外问题的横向比较为主,缺少宋明理学的解读视角。本文试以程朱陆王的道德哲学思想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对比不同的仁义内外观,分析解读其在宋明时期的发展与衍变。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以道德自律和他律为主的道德实践行为动机问题,进而理解仁义内外问题在当今时代的道德性应用。

宋明时期茶马贸易的差异性分析

中原地区与藏、羌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茶马贸易起源于唐朝,兴盛于宋明两朝,至清朝时期逐渐衰落。在茶马贸易最为繁荣的宋明时期,其差异也颇为明显。茶马贸易在宋朝时,其发展不断制度化,茶马贸易的管理体系更加规范,茶马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影响中原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策。明朝时,政府对茶马贸易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并呈现出了官营化、垄断化的趋势。宋明两代在不同的时期,因为不同的历史背景,造成了政策的差异,这些政策的差异对整个茶马贸易发展进程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