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从宋明儒家到现代新儒家

侯外庐先生在谈到中、西哲学的不同时说过:中国哲学家大都是“贤人”,西方哲学家大都是“智者”。这种概括无疑是精辟和中肯的。中国贤人一直都把德性之知放在首位,而不大重视见闻之知。因此,在中国哲学中,道德哲学尤其发达,而知识哲学则得不到充分发展。前者诚为我国哲学之优势,而后者则无疑是需要加以改进的。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宋明儒家和现代新儒家对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看法,从某一侧面展示“贤人”哲学的流变与得失。

黄宗羲对宋明儒仁学传统的调适与转进

宋明儒仁学传统集中展现为万物一体论仁的学说,黄宗羲在乃师刘宗周的问题意识基础上,采取解说孟子的方式,主要从"以虚实论仁义"、"以情论仁"和"正言仁义功用"等方面对这一仁学传统作了调适与转进。这种颇具思想意义的理论工作,主要是通过突出仁的实践性向度来完成的,它使得宋明儒偏重于广通义、流行义和境界义的仁学传统发生方向性的转变。黄宗羲这些新仁说思想,为儒家仁学传统的更新以及开出新典范提供了可能性。

晚明大儒黄道周人性论思想——基于对宋明儒“气质之性”论的批评的考察

晚明时代,"气质之性"一元论蔚为潮流。而黄道周则提出"性本"论,与之相抗。黄道周人性论思想建基于对宋明儒"气质之性"论的批评之上。在黄道周看来,"性"与"气质"乃是截然分判之事,论"性"则应从本体上看其为"常善""至善",实质上属超善恶论,且极力反对王龙溪之"无善无恶"论;至于经验层面中之"恶",乃由后天"习"蔽之所生。黄道周人性论思想异乎宋明儒学之主流而独标一帜。其在对于晚明社会道德秩序危机所进行的反思中产生,表征了黄道周作为儒者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意向。

宋明儒者“戒惧”与“慎独”工夫之流变——以朱子、王阳明、邹东廓、刘蕺山之比较为线索

本文选取宋明儒者的重要代表朱子、王阳明与弟子邹东廓、刘蕺山,阐释并比较各家对"戒惧""慎独"工夫的不同解释。"戒惧""慎独"工夫经由宋明儒者的不断实践,工夫的内容、着力点、用功时段及体用关系等呈现出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由分解至浑一的不断深化而超越之过程,最终归显于密。因此可以说,刘蕺山的"慎独"工夫达到了宋明理学心性工夫的高峰。

禅宗的无著智慧及其对宋明儒家的影响

禅宗的无著智慧及其对宋明儒家的影响龙文茂禅宗的“无著”智慧是一种不执著的智慧，所谓“于六尘之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一语正是对这一智慧的表述，其实质是让人消除一切执著，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到应物而无累于物。这种智慧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

论牟宗三的自由观

“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的自由观是中国传统文化自由观的继承和发展。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观的实质，又进行了开拓性的深入、普遍的展开。牟宗三的自由观是其文化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蒙文通先生《理学札记与书柬》读后

一九七九年冬有成都之行,于蒙默同志处得见文通先生己丑、庚寅间“读宋明诸大儒”札记手稿,朱丝栏十行纸书,字字不苟,灿然成帙。乃知文通先生究心于经济、史学、古地理学、古民族学、晚周诸子及佛典、道书,扶原甄微,卓然成家之外,尚有此专门之哲学论著。披阅数页,觉其文约而思永,殊非一般读书札记,乃深究宋明理学诸家、含英咀华而别具慧解之作;就其遣词构思,颇与王船山《思问录》、陈乾初《性解》、截东原《原善》等相近似。比返汉皋,蒙默同志践前诺,将札记稿影印本一卷寄赠,并抄附文通先生解放以后其他笺记若干条及致张表方、郦衡叔、洪廷彦等论理学书柬三通,来书云:“先君之理学撰述,略尽于是,殆皆晚年渐契于陈乾初时之作,现合编为一组,已交《中国哲学》编辑部。”展读欣然,校以四十年代文通先生《儒学五论》中《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等文,疏观其前后立论之异同,我深深感到这是一组值得珍视的文字。(按:蒙文通先生的这一手稿,经蒙默同志整理并写了后记,现已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出版之《中国哲学》第五辑。)

唐君毅的船山论

唐君毅是能整体把握船山学并直透船山精神的现代儒者。其对船山学的探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承宋明儒而补其不足;开六经生面;涵润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

明清之际中国传统道德之走向

“道德转型”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而实现“传统道德转型”又是当代伦理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传统道德的真正转型究竟开端于何时?这种转型的走向如何?这些问题的厘清与确定,对推动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有着直接启迪。 道德类型的划分是以道德价值取向为根据的,因此道德转型的研究必须关注道德价值取向的变化;而道德价值变化又表现在道德理念（价值源头）、道德表达方式（范畴）以及道德实施途径（礼俗等）上。探索道德转型,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道德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变化的趋向,但不能就道德解释道德。道德建立在关系之上,对应道德的主要关系有经济关系、社会结构、人伦关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的需求,个体道德水平的高低,也要以关系为依托。因此,探索道德转型我们绝不能避开引发道德自我运动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同时必须指出,当一种道德体系面临变革,而此时又受到异质道德体系的冲击,显然会增强对原有道德反省、批判力量,从而加速原有道德转型的步伐。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理论上我们将中国传统道德转型的开始定位在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并且延续至今。以下就此展开论述。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的终极关怀——读《天人·人际·身心》

韩东育同志的《天人·人际·身心》一书,正如其副标题所示,是关于中国古代“终极关怀”思想研究的一本专著.众所周知,“终极关怀”的探讨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家提出来的.

戴震对宋明新儒学的误读及其思想的时代意义——兼对心之诸能力的阐发

戴震是十八世纪清代考据学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考据学的方法与对义理的阐释结合起来，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解读：他以“血气心知之自然”言性，性无不善，然不免有“失”，所以必须通过对理义的学习以使同样是出乎自然的“心知”进于神明，如此方能使心之“反躬”在情欲之流行中把握到理。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他对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对他所以为的程朱理学身上的老、释、陆、王的成份进行了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却是基于对性、情、理、欲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及宋明儒所谈论的问题的误读，这种误读使戴震在贯彻其思路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种困难，戴震最后对“心”的理解超出了传统儒家的立场，而使人心带上一种知性甚至理性的色彩，从而预示着近代哲学的发端。

明末清初的实学

一、宋代实学“实学”一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中,各有一个特定的涵义;即使在同一个时代,因学问的趋向不同,也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宋明的理学家,即自认他们所讲求的“理”是“实理”,道德的知识是“实学”;而请代的经学家和史学家,却说宋明人所讲的“理”是“虚理”,“学”是“空虚之学”;强调只有经史中的制度人事才是“实学”,训诂和经世之学才是“实学”。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大体上发展的是清人所提倡的“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