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汉籍视域下的宋诗宋注——朝鲜本《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考论

刘辰翁《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是宋元之际产生的一部南宋诗人陈与义诗集的评注本。该本以南宋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为底本,删削部分胡注,增加了“增注”;又有刘辰翁及“中斋”评语;同时载录了简斋手定本、武冈本及闽本等已失传的《简斋诗集》宋代版本的信息。《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具有汇校、集注、集评的特质,是“宋人注宋诗”中新的文本类型。《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元刻本已失传,现有朝鲜本、和刻本传世,尤以朝鲜本价值最高、时代最早。本文对朝鲜本的版本形态、文本内容、“增注”的特质,以及《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在东亚的流传进行了探讨。

论《诗林广记》对宋诗宋注的摘引

蔡正孙《诗林广记》大量摘引宋诗宋注,并通过"《诗注》云"、"注者《诗注》云"、"注者云"、"直引不标注"四种不同的摘引方式,表达了对宋诗宋注一分为三的态度:纯粹的诗注、诗注的诗话化以及可以共享的知识。究其原因,宋诗宋注的繁荣与释评兼备的注释特点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而蔡正孙对宋诗、宋注的重视以及《诗林广记》体例上的创新则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合理的保证与必要的条件。

功臣与诤友:清人补注“宋诗宋注”的身份定位

清人受注释对象和时代学风影响,有时会将自己、他人对“宋诗宋注”的补注,定位成“功臣”与“诤友”所为。此与“宋诗宋注”时的“忠臣”定位稍微有异,表明清人避免充当作者的“将顺者”,而以“功臣”强调注释者对于作者或某种学说的阐发传承,以“诤友”显示注释者对前代注家的补苴纠偏。借由考证为基础的甄别和注解,清人整理苏轼、王安石等人作品,辨析前代注释,补充相关知识,最终阐发作者心志。补注过程中,清人深知阐释发明之难,却能表现出强烈的学术自信,以考据实学实现自我角色定位。宋、清两代注释者的身份定位之差,彰显各自时代的学术风流,既说明已有阐释的价值,也指向更为丰富的阐释可能,说明时间距离在阐释中的意义,即视阈具有历史特性。

宋代百咏诗考论

百咏诗最早出现于唐代,宋代创作兴盛。宋代百咏诗有两个明确的主题,咏梅和咏地方风物。科举中的百篇举一科在宋代的延续为百篇成诗的体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地理学和梅文化的高涨则决定了百咏诗的主题。百咏诗在艺术上并不突出,利钝杂陈、良莠不齐,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宋人所作的注释上。今可考知的五十种宋人百咏(包括百题)诗中,有宋人注释的共计七种。其中,刘克庄《梅百咏》有两个宋人注本,今皆亡佚;其余六种为诗人自注,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种。它们扩大了宋诗宋注的名单,是宋诗宋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文献上亦有保存史料之功,于后人之考证颇为有益。

王安石诗李壁注引朱熹说小考

王安石诗李壁注初版于1214年,其后,补注本（约1220年）和增注本（1230年）先后刊行。通过稽考,可以发现,在补注和庚寅增注中,曾引用李道传池州刊本《朱子语录》（初版于1215年）以补充诗学阐释、历史背景、道学思想。从注、到补注、再到庚寅增注的修订和编纂过程中,李壁引用新刊书籍对原有的注释进行补充和修正,而这样的引用,与李壁注初刊本中引用《四书章句集注》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本文也由此窥探李壁注“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的诗学阐释方式,并分析其背后蕴含的宋代理学思想传播与印刷文化发展的意义。

宋诗宋注辑补(一)

张三夕先生的《宋诗宋注纂例》是学界宋诗宋注研究的开山之作,筚路蓝缕,功莫大焉。文中附录的'宋诗宋注总目'是对宋诗宋注存佚情况的第一次整体性的考察,其结论为学界所认可并广为引用。然时至今日,随着宋代文献整理成果的不断问世和检索技术的日新月异,对'总目'进行辑补已变得越来越必要而且可行。故本文在'总目'的基础上,对其失收的宋人注宋诗进行补录,供读者和方家参阅。

宋诗宋注辑补(二)

中国古典诗歌注释由他注与自注两个部分组成,对此学界并无异议。但是,具体到对宋诗宋注的研究,长久以来,学界关注的只有他注,自注从无人提及。事实上,宋人的诗歌自注,或者在当时已经有单独印行的记录,或者虽不见于宋人著录,但在后世的书目中,却一直以单行本的面貌出现。它们理应是宋诗宋注的组成部分。故本文以自注为切入点,对宋诗宋注进行辑补,以期还原一个更加完整的宋诗宋注的世界。

論《王安石詩李壁注》之引後人詩作注

傳統的詩歌注釋以解釋詩歌的用典爲主,並常通過引用之前的作品來説明詩歌的字法、句法源流。作爲宋人注宋詩的《王安石詩李壁注》,在注釋詩歌時,却徵引了大量晚於王安石時代的詩文。本文分析了李壁注引後人詩爲王安石詩作注的不同類型,提出李壁注引後人詩是李壁"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的詩學闡釋方法的體現,並指出李壁注誕生於重議論、重親證的宋詩宋注的環境之中,這樣的徵引也與宋人注宋詩和宋代詩話共同演進的歷程密不可分,而後來詩歌注本體例漸嚴,注評的分離,使得詩注中"重議論"的一面漸趨消失而不再獲得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