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朝後期的限佛

從靖康之變到紹興和議,宋廷爲應對連綿不斷的戰争,大肆發放度牒以獲取軍資,佛教勢力趁機而起。紹興和議後,宋廷的注意力轉移到境内社會治理,宋高宗對包括佛教在内的各類宗教加大了監管力度。爲了限制佛教的發展,宋廷長時期不發放度牒,及時收繳死亡、還俗、逃逸僧人的度牒,約束出家人的傳教活動,貶謫支持佛教的官員,將無主寺院的資産充公,向僧徒徵收較高的免丁錢。高宗的限佛政策不疾不徐,二十年間,佛教勢力受到沉重打擊,僧尼數量明顯下降。高宗限制佛教,能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凸顯儒家道統,減輕百姓賦税負擔,利用寺院安置北方流民,有助於恢復被戰争破壞的經濟,鞏固宋朝在南方的統治。

论苏轼对宋高宗朝贬谪诗人的影响

贬谪诗人的大量出现是宋高宗朝突出的政治现象和文学现象。这一时期贬谪诗人达观心态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苏轼在面对贬谪生涯时所表现出来的超脱旷达为他们树立了积极的榜样。苏轼的这种典范作用落实到诗人贬谪时期的诗歌创作上,主要表现为"东坡素材"诗歌的创作及和陶诗、和苏诗的写作。

宋高宗朝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

宋高宗朝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高纪春（河北大学历史所）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北宋政权在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中几经反复，最终落入蔡京等一批投机官僚的手中。蔡京集团在“绍述”旗帜下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正如当时一般正直士大夫所指出的那样，是“假绍述之名，行...

南宋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光武故事”

在南宋高宗朝的科举试策中,与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有关的"故事"频繁出现。以光武中兴的"古典"来晓喻现实政治中的"今事",成为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一个模式化情节。究其原因,这与高宗君臣借由光武故事的讲述进行中兴形象塑造和政治宣传密切相关。科举试策中的光武叙事,也进一步助推光武故事在朝野的传播和接受,成为宋高宗"中兴"的"声音"与"形象"在士人群体中获得响应的表征。试策中的模式化叙事,是观察帝制时代科举、政治和士人生活等交互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论宋高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高宗开创了南宋政治的较新局面,在科举制度方面也完成了稳定和更化工作。高宗朝反思徽宗朝诸多重大失误,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工作。具体而言,前期废除三舍法,后期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三舍可以免解,却不可以直接释褐。省试阶段,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两存之,偏向诗赋取士。同时设立“类省试”,在川陕地区成为常规制度。然而,高宗朝党争激烈,直接表现在科举领域。尤其是秦桧专权之后作弊盛行,很大程度损害了科举制度。总之,高宗在战乱流离之际不忘科举,且随时予以变革、调整和补充,卓有成效。

宋高宗朝的遣川陕特使与四川政局

宋高宗统治时期,朝廷为强化对四川的控制,陆续派遣了楼炤、郑刚中、虞允文等多名特使赴川陕。通过特派专使,朝廷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临安与四川之间路途遥远、信息交流不畅的不利条件,使朝廷在与四川地方势力的博弈中逐渐占据了优势。但另一方面,特使与四川本地官员不时爆发的冲突,也增加了朝廷经营四川的难度。透过特使,我们可以对南宋中央与四川的关系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

试论南宋初期宗室群体势力的崛起——以宋高宗朝宗室群体势力的发展为重心

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金人的入侵,以及有服宗室、朝廷大臣大量被掳往金国,因此,新建立的赵宋王朝急需大量人才来稳固朝廷的统治。在抵御侵略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在各地州县做官的宗室群体立下了赫赫战功,朝廷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在稳固王朝统治中的价值,在高宗朝,宗室群体逐渐得到重用。高宗对宗室的重用更是为其继承者开启了先例,使得南宋时期的宗室群体与北宋时期在政治上"无为"的宗室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宋高宗朝后期颂体词的承继与新变——以曹勋为考察中心

作为“美盛德而述形容”的词体,颂体词自宋初就已出现,至徽宗朝发展到高峰,靖康之变后一度沉寂。绍兴和议后,颂体词在宋高宗朝后期复归,词人以谄谀、认同或避祸等复杂心态参与到对中兴盛世的营造中。这些颂歌一方面在主题风格上继承了北宋传统,以颂圣和渲染太平为主旨,以富丽雍容为基本风貌;另一方面又有所革新,出现了新的咏物题材,并融入文人的主体意识,大大丰富了表现力。高宗朝后期的颂体词是颂词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北宋传统的延续,更是随后孝宗朝颂体词新高峰到来的前奏。

南宋高宗朝前期的权力运作——基于宋高宗通过“放权”达到“集权”目的的视角

靖康二年,金兵入侵,宋徽宗和钦宗北狩,北宋灭亡。五月,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皇帝位,改元建炎。与金朝是战是和,平定内部的游寇叛乱以及平复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成为南宋朝廷面临的首要问题。与此同时,君臣之间也因政见和立场的不同,产生了矛盾与嫌隙。高宗初期,宰相频繁更换造成政局不稳,然而这也成为宋高宗的执政特色。高宗在政权新立之时,下放权力,稳定政局,后来又通过任命权相,代为集权,建立了一个南渡之后立国最久的政权。

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与永嘉之学的发展

虽然北宋皇祐年间王开祖和元丰年间周行己等人对永嘉之学有开创之功,但真正促成宋代温州文化繁荣局面的,是宋高宗朝温州士大夫群体。他们德行高洁、学识渊博、著述丰厚,向世人展示出了温州士大夫的气节和风采,有力地提升了温州士大夫的地位;他们开办书院、广收生徒,让越来越多的温州青年有机会读书、登第和做官,为温州地域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他们的努力也进一步推动了独树一帜的永嘉学派的形成,温州不再仅仅是文化的接收地,也成为文化的策源地。

科举制度的改革与永嘉学派士大夫群体的形成——以宋高宗朝为中心的考察

在宋高宗统治期间,科举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一年的初步重建阶段、绍兴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的完成阶段和绍兴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的调整阶段。在此期间,宋高宗亲自参与科举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得以完善,各科各级考试也得以恢复和修整,类省试也开始出现。对于作为“次辅郡”的温州来说,宋高宗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催生了南宋温州士大夫群体的形成,使温州科举人数大大增加,同榜进士在各地区位于前列,高科举子数量增多,更是开启了宋代温州状元的先河,这些士大夫则成为永嘉学派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力。自宋高宗朝开始,以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及其门人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成员,以家族为纽带,形成家族士大夫群体;以婚姻为翘板,形成姻亲士大夫群体;以道业为基础,形成师统士大夫群体,成为推动南宋温州文化崛起的重要内在力量。

功能与空间:南宋高宗朝临安宫城营建论析

宫城营建是南宋政权充实临安都城功能的首要环节,却因其空间特性而面临多重困境,宫城各项功能的完善、整体格局的形塑深受这些因素制约。临安宫城早先在作为行宫时,就已出现一殿多用的现象,在宫门的使用、机构的安置上也有反常之处。作为第二次绍兴和议后宫城营最重要的工程,两座前殿主要用来举行各种朝会,其实施过程多见北宋旧制与现实空间因素的冲突、妥协。特别是主要承担礼仪功能的“射殿”,除了采取一殿多用的旧例,还因为规模有限、设施不全而在使用上捉襟见肘,这在绍兴十五年的元会礼仪中有充分体现。经过高宗朝的营建,临安宫城的格局大致定型,其空间结构相当于北宋宫城的内朝,外朝的建筑实体不存,其功用得到了保留,被整合进缩小的宫城中。

宋高宗初期的驻跸之争与迁还中原的中兴目标

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八年,宋高宗和大臣们围绕初立、避敌、定居、措置、国是五大主题对驻跸何处展开争论。这些有关驻跸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回銮(川陕)派、西幸(汴京)派、南渡(江浙)派、南移(京湖)派。四派大臣皆以迁还中原、重归正朔为中兴目标,派系之间的分歧其实映射出各派大臣对如何迁还中原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的发生,实质上是南宋对“大一统”观念进行狭隘辩解的结果。南宋正是在南移过程中开始凸显“中国”作为汉地中心的专有性和汉人身份的唯一性,将“大一统”标准由汉唐时期的“天下”重“一”转向服务自身的“中国”重“统”,这种偏执的严防华夷的思维客观上促进了金元“大一统”意识的迅速发展,缩小了南北封建化进程的差距,成为“大一统”内涵蜕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式更新的关键。因此,宋高宗初期的驻跸之争是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一块重要的历史拼图。

宋高宗皇室艺术赞助的行为研究

本文以宋高宗皇室“艺术赞助人”的身份去思索与探究南宋初期的书画艺术,以宋高宗在位时期的艺术赞助为中心,以三个内容框架进行展开阐述;首先,从尚未稳定的政治基础及前朝遗留下来的文化氛围的熏陶这两个方面再现宋高宗统治时期的社会背景。其次,主要写宋高宗皇室艺术赞助的具体形式,例如:赏赐将领及大臣们书法作品以及供养专职画家们。最后,主要研究赞助行为对宋王朝自身的影响及意义,对复辟王朝巩固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宋高宗绍兴更化与诗坛新变

秦桧去世后,宋高宗在坚持与金和议政策的同时进行更化,清理秦桧党羽,为秦桧专权期间遭到排挤和迫害的士人平反,重组官僚队伍,结束了相党政治的局面,改变了秦桧专权期间的政治高压环境,使得言论环境相对宽松,士大夫阶层的参政热情高涨。诗坛也因此出现了新变,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和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功能得以恢复,诗人们通过诗歌来赞颂新政,表达积极的参政热情,对秦桧及其党羽进行辛辣的讽刺,并在完颜亮南侵前后掀起了一股时事爱国诗歌的创作高潮。这期间中兴诗人逐渐取代南渡诗人,成为诗坛的主力。绍兴更化所带来的政治格局、士人心态、诗风走向的变化为中兴诗坛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陸游與湯思退、宋高宗——兼談中國古代專制政權與士大夫的關係等

本文論述陸游與宋高宗、湯思退的關係,这是前人研究宋史未曾注意的視角,對"請治故臣罪"一句解釋,糾正了以往注釋的錯誤。本文探討中國古代專制政權與士大夫的關係,認爲如陸游那樣,一方面,他們忠於儒家的教義中的良知和正義,故對現實惡濁政治有極多的反感和不滿;另一方面,又囿於儒家的忠君思想,是標準的皇權主義者,是標準的專制政治擁護者,所以就難免對皇帝有十足的,在今人看來是荒唐可笑的迷信。

略论宋高宗的“禅位”

宋高宗在尚未进入暮年,且身体并无大碍的情况下,主动"禅位"给宗室子赵眘(孝宗),这是南宋前期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高宗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在培养接班人方面的一个大手笔。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他贪生怕死,恐金病在作祟。二是为了维护对金妥协投降路线和阻止太宗一系继承皇位。三是为了施恩孝宗的需要。四是对孝宗品质的认可。高宗的"禅位",虽完全出于私心,但对南宋政权而言,客观上却有一定积极意义:首先,对稳定南宋政局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其次,孝宗的继位,使皇权转到了太祖一系,这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着一新耳目的作用。第三,孝宗的继位,也使南宋在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可能作出一些调整,使人心、士气得到鼓舞。第四,孝宗的继位,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空间,有利于彻底结束权相政治,这对防止大臣结党营私,进而加强皇权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云烟过眼录》中的宋高宗收藏

《云烟过眼录》为宋末元初人周密所作。周密字公谨，号草窗、蘋洲、泗水潜夫、弁阳老人等，其先济南人，后徙吴兴，世居于此，宋季尝为临安府幕僚、监丰锗仓、义务令，宋亡不仕。

再造秩序与道德谋略——绍兴年间宋高宗的政治抉择

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政权为缔结宋金和议及收四大将兵权,不仅通过冤狱等规则政治行为巩固和议后的政治基础,并且借助道德话语及惠民政策重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宋高宗政权向宋孝宗时代的平稳过渡。宋高宗所谓"倡仁孝"、"止兵革"、"贵清静"等道德话语实为左右社会舆论的政治手段,以民事政策为主体的惠民政策,既起到一定的政治稳定作用,又不失为有效的道德抚慰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