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德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概念的当代思考

关于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概念,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康德如何区分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这两个概念;第二,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判别标准是什么。对康德观点应当做严格主义的解读,即选择不做某一义务性行为的理由只能是为了其他义务,而这种解读不会导致取消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之间的区别。其次,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判别标准不是违反义务的准则普遍化会导致的矛盾类型,而是可以用普遍化检验程序来论证的义务准则本身的性质;某些类型的行为属于不完全义务,是因为普遍化检验程序不能给出它们的精确准则,从而为自由选择留下余地;但这种选择是严格主义的。

全球正义:从“基本权利”到“完全义务”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倡导一种"全球正义"的国际伦理观。当前,全球正义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消除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并保证每一个个体皆能满足维持生计的基本需求。从权利意义上看,维持生计既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又是构成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权利相应要求他人承担积极的援助义务。从义务论的视角分析,诉诸于康德哲学中"以人为目的"这一"绝对命令"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富国对全球穷人的援助不是消极的不完全义务,而是必须履行的完全义务。

论康德的“勿说谎”是一条对自己的完全义务

康德将"勿说谎"纳入义务论范畴,并将之视作理性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但是基于不同的康德著作,学者们在将"勿说谎"理解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的完全义务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本文在分析康德关于义务类型的不同划分基础上,从德性与法权的区分出发,认为不管是依据康德文本还是其义务理论的内在结构,"勿说谎"义务都应该被理解为一条对于自己的完全义务。

论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

由于对"义务"存在不同的理解,对道德义务能否做一种"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分在伦理学家之间存有分歧。道德上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的区分虽不像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分那样明确,但其间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正确认识这种差别,避免两者之间的混淆,把握道德义务的层次性,对于充分发挥道德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辨析康德义务体系中的不完全义务概念

康德道德哲学在对义务阐释过程中进行了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划分,其中德性义务作为不完全义务在其道德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德性义务不仅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约束力,同时还容纳了自由行动的空间。

对康德的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概念的当代思考

义务概念在近代以来已经成为道德哲学的基本概念。义务导向的道德哲学将道德上的对与错都与义务联系起来。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是最基本的义务分类,康德和密尔对此都有论及,而在康德伦理学中尤其重要,因此值得专门探讨。

论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不完全举证义务的司法裁量规则

《反垄断法》中存在垄断行为受害者的不完全举证义务规定。其产生根源在于私权救济诉求与举证义务标的之间的本质关联性,以及具体权益保护需要。理论上,对垄断行为受害者的不完全举证义务问题存在三种处置模式,即过错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完成初步举证后举证义务重新分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在准确识别与查明不完全举证义务后,可以区别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完成初步举证后举证义务重新分配以实现私权救济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相协调、相统一,并随之建立相应的司法裁量规则。

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种相关性。一种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的关系:一个人的权利,必然是他人的义务;反之亦然。这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的必然的、客观的、事实如何的关系,亦即所谓“权利与义务的逻辑相关性”。另一种则是基于这种逻辑相关性的“权利义务道德相关性”,亦即一个人的权利应该是对他自己的义务的交换: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应该等于他所负有的义务;而他所行使的权利则应该至多等于他所履行的义务。

论康德对义务体系的划分

学界对康德哲学对自我的完全义务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康德最终放弃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德性论中对自我的完全义务也不是严格的德性义务。这种争议涉及对康德义务体系划分的理解。康德之前的义务学说对自我义务的强调、对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划分,构成理解康德义务学说的语境。在1793年的《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提出一些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没有详述、但有助于理解他对义务体系划分的说法:理性的立法的关键是普遍法则,法权学说和德性学说分别是理性对外在行动和内在准则的规范性要求;对自我的完全义务如果涉及人性中人格的法权,就是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如果涉及人格中的人性的目的,就是对自我的德性义务;二者可能有相同的义务,但是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因而它们各自存在,这也是维护义务学说完整性的要求。

从“完全道德义务”的角度审视高校生命教育

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事件时有发生，大学生自杀比例也一直呈上升趋势，自杀已成为大学生非正常死亡中的首位原因。本文从康德的“完全道德义务”出发，认为禁止自杀是个人对自己应承担的必要责任，极力反对自杀。大学生自杀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本文从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的角度，对高校生命教育的内容进行了分析探讨。

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

对应性这一形式性的关系把每一种道德权利和一种道德义务联系起来,把每一种道德义务和一种道德权利联系起来;权利和义务符合于责任的交易模型。这种形式性的对应关系对于后天获得的权利和义务来说是有效的,对于无需后天获得而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来说也是有效的。有三个对对应性论题的重要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论题,我们就不得不说,动物一般地可以负有对人的义务了;第二个挑战来自于与索赔权相对的"自由权";第三个挑战是基于康德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的不完全义务,或关于不完全责任的义务。作者应对了这三个挑战,并表明所谓的不完全义务是有条件限制的义务,它们有与之对应的权利。对应性原则也适用于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道德权利。有条件权利在形式上与有条件义务相联系;无条件权利——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在形式上与无条件义务相联系。

道德生物增强的康德伦理学辩护及其困境

道德生物增强(moral bioenhancement,MBE)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可以干预、修复人类的道德心理、道德认知、道德情感,从而增强人的道德动机和道德能力。MBE通过消除人性之恶和增强人性之善达成自我完善,这与康德伦理学不谋而合。在康德伦理学视域中,MBE作为一种不完全义务之自我完善的自由选择,它不但没有损害人的尊严和自由,相反,MBE增强了人的理性行动能力,为道德行动者借助MBE从情感和认知弱点的支配中解放出来提供了辩护空间。但与此同时,MBE康德伦理学辩护也存在四个困境:道德生物增强的还原论困境,道德生物增强的自由悖论,道德生物增强对自我同一性的威胁,道德生物增强自我家长主义独断。在此基础上,通过MBE康德伦理学的实践场景想象,进而分析康德伦理学能否为体育竞赛增强和基因美德工程进行辩护,探讨超级生化运动员和制造更加具有德性后代的伦理复杂性。

后果主义的严苛性异议

"严苛性异议"是后果主义理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批评,这一批评认为后果主义理论向行为者施加了过于严苛的道德要求。严苛性异议实质上是在反对后果主义关于行为正确性的标准:一个行为正确与否在于这个行为是否产生了最好的后果,这个标准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行为的正确性取决于其后果,二是这一后果是基于不偏不倚的立场得出的。但是后果主义的批评者针对这两个要素而提出的义务论证明和个人观点独立性证明都不足以为"严苛性"异议提供充分依据,因而也就不足以有效地反驳后果主义的道德要求。

道德法律化是“可能”和“必要”的吗?——与常建军先生商榷

面对当前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效率低下的严峻现实,常建军撰文提出,道德法律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不完全义务的存在,道德与法律在核心内容上并不一致,道德法律化在逻辑上不够周延；道德共识不等于道德标准一元化,道德多元与道德共识可以、而且应该共存,道德法律化缺乏现实基础；道德强制与法律强制具有本质差异,道德法律化是非道德、不道德和危险的；解决道德知行断裂问题,增强道德教育效果,不应诉诸道德法律化,而应立足于道德情感的培养,建立“情感性道德教育范式”。

思考权利的新方式

实践中,一个普遍接受的信念是正义不能要求我们无法做到的。这种信念通常被用来捍卫权利界定的可行性概念来反对所谓理想主义的权利概念。在权利的可行性概念看来,要想避免空洞的指责,真正的权利必须能在实践中切实可行并有效实现。然而,通过分析发现,权利的可行性概念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具有信服力,它掩盖了建立正义优先性的困难,权利也并非总是与完全义务相关,更忽视了权利在实践中所发生作用的层次和方式。因此,应该抛弃将可行性作为权利概念界定的基础和依据。

美以成人——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在价值选择中的运用

康德的审美判断力理论可用于解决一个康德自己未曾处理过的问题———关于幸福的、非道德的价值选择,这种对幸福理论的重构可以嵌入到康德自身的哲学中去,起到调和、统一道德和幸福的作用。为此,首先考察康德早期智能化幸福的观点以确定在康德伦理学中讨论这一项目的可行性;其次,通过类比静观性的鉴赏判断和实践性的艺术创作,一方面论证先验视角下价值选择的普遍可传达性,另一方面解释经验视角下现实中个体之间的不同选择;最后,将追求智性幸福与履行完善自己的不完全义务联系起来,并由此完成在康德哲学中一种从自然到自由的转变。

权利及其相关性:你最好相信它——兼与陈景辉副教授商榷

权利和义务是否存在相关性是极具争议的理论性议题,实践中存在的反例并不证伪相关性议题,而只是限定了它。为了理解相关性论题究竟支持以及反对什么,必须予以区分各种版本的相关性论题。虽然义务并不必然蕴含权利,但是能够蕴含权利的义务并非一定是完全义务,非完全义务也可以蕴含权利。另一方面,权利相关的义务不仅是积极义务,还可以是消极义务,后者对于权利概念的发展是首要的,权利对于义务主要是证成的,赋予义务以价值和意义。权利是义务的来源构成理解权利在实践中的功能和作用的关键所在,必须将实践纳入权利概念的界定之中。

对义工说长道短

中国教会庄稼多工人少,教会的发展不得不依靠于义工的参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重视义工是一件好事,符合宗教改革以来教会的优良传统。马丁·路德主张“人人皆祭司”,让每一位基督徒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人人参与事奉;

康德伦理学与超出义务的行动

超出义务的行动是指并非人们在道德上应当做、但通常受到极高赞赏的、道德上善的行动。康德伦理学是否容纳超出义务的行动,这在康德学界引发了很多争论。本文认为,以往研究者们将超出义务的行动与康德伦理学中不完全义务相联系的策略是成问题的,康德伦理学并没有为超出义务的行动留下空间。这是因为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要求人出于义务而遵守;并且,人在履行不完全的德性义务方面没有界限,不能比义务所要求的做得更多。康德伦理学的这一特点恰恰在指导人的道德生活、促进人的道德完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相反,隐藏在超出义务的行动后的预设却需要进一步反思。

非权义务与道德绑架

近年来,道德绑架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道德绑架最普遍和最典型的形式是胁迫行善。道德上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或者说非权义务的区分有助于我们辨析道德绑架问题。道德绑架的实质是把道德上的非权义务等同于完全义务。道德绑架严重侵犯了个人的权利,有损社会的法治秩序,也会伤及道德自身。依法保护人的各种法律权利,增强人的权利意识是防范和消除道德绑架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