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现状、困境及完善路径

农村电商的出现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繁荣,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许多行业加速转型升级。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电商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农村电商可以将农业生产与销售市场联系起来,实现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型发展,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事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电商发展现状,探讨农村电商发展面临的困境,提出针对性完善策略,以期为农村电商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政策的实施成效与完善之策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各地政府高度重视,根据国家颁布的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订了地方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政策。该政策实施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效解决了乡村学校教师数量短缺问题,提高了乡村教师的留任意愿,促进了城乡教师交流,提升了乡村教师培训效果,提升了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能力,进一步完善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机制,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具有较高业务水平的乡村教师队伍,有效提升了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尽管《支持计划》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还存在政策文本缺乏科学合理性、政策制度体系不完善、政策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支持计划》政策,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督查机制等,以确保《支持计划》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方向与机制完善——基于三个改革试点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具有特定的作用方向,理论上可通过加速农村产业发展、提升农村居住环境、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等途径发挥推动作用,实践上改革试点地区已探索出诸多特色路径模式。基于对上海松江区、安徽金寨县、广西北流市三地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发现,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既与制度初衷和目标追求精准匹配,也存在作用发挥不充分的离散困境。为此,建议从联动设计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分级联动工作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好服务保障、搞好宣传咨询与跟进引导服务等方面完善相关机制,从而更好地提升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

我国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的问题与完善

数据经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跨境数据传输愈发频繁,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各国对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的担忧。商业数据丰富的内涵特征加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的必要性。应对现阶段在商业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方面存在的立法分散和企业合规难问题,我国应当完善商业数据合规法律体系,为企业商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提供明确指引;设立专门、独立的数据跨境监督机构;构建商业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治理体系,为商业数据的跨境流动的监管提供切实保障;积极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达成双边或多边合作,推动形成全球数据治理统一标准,减轻企业双向合规的压力。

行政应急征用与补偿制度的完善路径——后疫情时代突发事件的立法应对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应急征用行为已成为突发事件处理的必备手段之一。但由于现有法律法规对突发事件中应急征用的条款适用范围太窄,以及个别领域的规定付之阙如,疫情期间的应急征用和补偿的争议案件不断发生,尤其是上位法的缺乏导致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高度同质化,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出现了征用主体和征用范围不明确、征用程序缺乏细致规定、补偿标准模糊等突出问题。因此,应当从突发事件的应急征用与补偿事前预防法律体系、高效公平的应急征用事中处理程序框架、突发事件的应急征用事后救济机制三个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的应急征用与补偿法律体系,化解行政应急征用与补偿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平衡突发事件处置中公益维护和私权保护二者的关系。

意定监护制度的实践探索与完善对策研究——基于北京、上海经验的调研分析

意定监护是我国《民法典》确立的一项新制度,目前该制度的内容还比较粗略,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监护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应承担的责任不具体、监护人职责不明晰,监护人的权益保护机制匮乏、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机械化,造成适用主体范围受限、监护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方式滞后、被监护人群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特殊人群的需求未能得到兼顾等新问题与新挑战。通过梳理与总结北京、上海等地区的有益探索,可以总结出一些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针对实践需求与发展趋势,我们应着眼于制度的有效实施,坚持问题导向,适时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地方立法,继续细化意定监护配套规则,不断优化意定监护实施的配套机制,积极培育社会公共监护组织等,逐步化解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难点与问题,形成一整套意定监护法律制度与配套机制,使意定监护制度成为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与长寿的时代发展要求,有效服务于人口多元化、个性化养老新需求的先进制度。

“三孩”政策背景下我国乡村生育政策的创新与完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受长期计划生育政策惯性、生育观念转变和大范围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国乡村人口呈现出总量快速下降、人口结构恶化、总和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性别比失调等问题。2021年“三孩”政策推出,提出应对我国生育政策进行综合性设计,以顺应我国乡村人口发展的需求。我国现有生育支持政策对于化解乡村生育问题还存在较多不足,需要秉持科学化和统筹城乡理念,抛弃历史包袱和政策惯性,遵循推进政策普惠化和系统化的思路进行政策调整,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功能定位与完善路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而人大代表联络站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平台。近年来,人大代表联络站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同样面临一系列困境与挑战。因此,进一步厘清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功能定位、践行全过程民主模式、完善人大代表联络站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已有研究缺乏对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实践发展进行全方位的理论探讨和系统总结。本文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分别从法律定位、政治定位、角色定位和实践定位四个维度阐释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具体功能定位,梳理浙江省人大代表联络站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模式和做法,剖析人大代表联络站在身份认同、代表履职、实践功能、组织建设和协商议事等五个方面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最后提出完善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对策路径。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应正确处理好三个基本关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国具体政治实践,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底色。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对中国民主理论和民主经验的精准提炼,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紧扣时代主题的发展方向。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迫切要求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应该处理好丰富生动的实践成果与相对滞后的理论体系建设、执政党能力建设与参政党能力建设、政党制度优势发挥与制度运行机制这三对关系。

基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培养目标的实验室共管机制完善

“双一流”高校建设体系中,人才培养和实验室建设作为关键要素举足轻重,分析二者一致性和互补性,结合传统的“共管”理念,构建基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培养目标的实验室师生共管机制,在提升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水平的同时,有效实现学生培养目标,营造良好的实验环境和创新氛围,克服以往简单共管模式,为“双一流”高校建设和学生总体能力培养提供保证。文章分析了“共管”的基本理念、经验与可行性;明确了需要解决和面对的问题,提出具体应对策略;进行了共管机制的工作分工,对工作的有序推进提出了建议;对高校实验室共管机制中“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培养目标的达成进行了说明。从理论体系到实践环节,完整地阐述了高校实验室深入共管机制的实施关键,对于高校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双一流”建设和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实施30年:历程、意蕴与完善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建立的体育制度,至今已实施30年。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该制度不断调整和优化,对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和全民健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基础性的工作支撑和规范保障。为做好该制度实施的总结思考和进一步推进的发展探讨,将制度发展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并描述概括其发展样态;从多个视角探究制度发展的多元推进动力与深刻时代意涵;进而从直面难题提升治理、落实《体育法》完善配套和解决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发展突出问题等重点方面,针对面临的各种现实需求与挑战,提出进一步发展完善该制度的应对方策。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权利构造与制度完善

权利保障是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产生和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而权利本身也是环境治理的重要工具。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包括公权利与权力、私权利与权力、公权利与私权利、私权利与私权利四种构造,且在构造中形成了多元参与、公私融合、利益均衡的作用机理。以此来检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现实制度,可知主要存在政府治理权责的转变滞后与自我消解、社会公众与个体公民权利实现的路径缺失、市场主体规制的界限模糊与管制不当等几个方面的困境。有鉴于此,应从权利和权力合作与制约、权利与权利衡平与配合的角度,以宏观上规范更新和微观上制度优化的互动式发展来因应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权利构造对传统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调整,从而实现环境治理的最大效用。

行政复议中止制度检视与完善进路

我国行政复议中止制度发轫于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依据的合法性审查;随着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纳入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以及兼顾实质性化解纠纷的需要,复议中止事由不断增加,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潜在威胁。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件的整理发现,复议中止情形下的行政救济难题主要表现为复议中止时间畸长、复议中止之后恢复审理难,以及“其他情形下”的复议中止占比过高等问题。行政复议中止制度异化的原因在于权力运行过程中的价值偏离、授权与控权的不平衡、监督机制不健全,以及权力主体的信息垄断便利等。基于此,可以通过分类限定复议中止的法定期限、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恢复复议审理的监督和救济、厘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限制兜底条款的适用等路径来完善行政复议中止制度。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视域下检监衔接的法理意涵与机制完善

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视域下研究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衔接,既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职能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以法律监督现代化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回应。在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语境下,检察职能与监察职能的关系是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而这种配合和制约具体体现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上。健全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在惩治职务犯罪中的配合制约机制,要针对监检衔接制度运行现状及存在的诸多不足,从法理依据和对策措施上提出完善“提前介入”“退回补充调查”“自行补充侦查”“相关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管辖”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冬小麦不完善粒气象条件危险性指数研究

为探明气象条件对河南省冬小麦籽粒不完善粒的影响,利用2008—2021年河南省不同地市冬小麦收获期大田测定的不完善粒资料和对应气象资料,利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Person相关分析、权重系数等方法,分析出气象条件影响不完善粒的关键时段和主导气象因子,并构建了气象条件危险性指数I。结果表明:冬小麦成熟前20天内的气象条件对籽粒不完善粒有重要影响,其中豫南麦区主要受成熟前10天内的气象条件影响。不同地区不完善粒受不同气象因子的组合作用,总降水量R和总降水日数D为共性主导因子,豫东麦区还受成熟前平均气温T主导,北中西部麦区还受成熟前日照时数S和气温日较差Td主导。豫南麦区成熟前10天内连续降水日数超过3天、总降水量超过70 mm、总降水日数大于6天时,籽粒不完善粒>8%的可能性较高;各麦区I>5.8时,冬小麦不完善粒气象条件危险性高。

新时代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理论深化与制度完善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一大特色并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论上,“司法保护能力不足说”“计划经济产物说”等传统学说关于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合理性的解释理由不充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理论依据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实践中,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实施中的一些具体制度也需要进一步优化。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属于行政执法,其目的是为了规制破坏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秩序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其存在明显的合理性。在新时代,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逐步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介入条件,统一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衔接。

论人大涉外立法工作机制的完善

涉外立法是人大立法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涉外法治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大的涉外立法工作持续积极推进,一批涉外法律先后出台。但是,在我国面临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安全形势以及海外利益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涉外立法工作压力日益加大,尤其是在立法机制上仍旧存在及时性不够、专业性不强、基础研究缺乏等诸多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实地走访和调研,侧重从基础面对于人大涉外立法程序的工作机制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

智慧时代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智慧时代反腐败追赃面临支付便捷化、货币虚拟化新命题。资产分享制度在反腐败追赃中的地位日益为各国所认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对其加以规定。我国在立法上对此进行了探索,但是实践中依然存在缺乏关于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的专门立法、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与相关立法协调不够等不足。我国应立足智慧时代积极推动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制度的完善,具体包括构建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专项规范、协同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与相关方式、推动反腐败追赃资产分享规范适用。

关于完善我国警务用枪法律制度的思考

枪支的超强杀伤力及其双刃剑性质,使得我国在警务用枪政策上一直在“限制”与“扩张”之间切换徘徊,造成相当一部分警察不会用枪、不敢用枪,给公安民警的执法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其主要原因,一是用行政法规来调控警察用枪权位阶较低;二是对开枪情形的列举式规定脱离实际,影响警察在紧急状态下的准确判断;三是开枪前的警告程序规定没有进行具体的细分;四是开枪的合法性调查制度在调查主体、调查方式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应提高立法位阶,制定《人民警察枪械使用法》;明确警察开枪的条件,采取“概括式+肯定+排除式”的综合立法模式,以“生命威胁”“必要性”和“最小损失”原则作为开枪的基本遵循;细化完善用枪程序,确立人民检察院作为开枪后合法性调查的第三方主体,并确立“合理性”调查原则;完善枪支使用流程制度,建立系统的枪支训练机制、严格的持枪证制度和枪支认证制度,以及必要的媒体应对机制和强制性心理疏导机制等,减少枪支使用的审批环节,实现安全与效率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