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建构与儒家的现代适应性路向

现代中国塑造着现代儒家。作为超级完备性学说的古典儒家理论,在俗世、信念、信仰领域发挥着混生的作用。在社会秩序的建构上,古代儒家与古代社会的互适性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中,儒家丧失了这种与社会互适的处境。超级完备性学说的儒家需要打散结构、分散功能,是适应一个价值、知识和秩序均已多元化的社会机制。在心灵(神性)秩序的建构上,儒家转向儒教;在社会秩序上,儒家转向了哲学;在义利关系上,儒家转向了伦理学。古代儒家勿需这种分流即可整合社会秩序、德性秩序与心灵(神性)秩序;在现代处境中,儒家的三种转向努力均有收效、均受考验。其中尤应注意的是,儒家尝试成为规范意义上的宗教,必须经历一个艰苦的建构过程。如果在儒家既有机制中尝试完成心灵(神性)秩序的建构任务,可以在道德与宗教之间或宗教与宗教性之间确定现实路向。试图将儒家建构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儒家必须要有突破性的举措方才可能。

罗尔斯“理性多元论”思想对西方政治哲学走向的影响

罗尔斯所说的理性多元论指的是西方当代民主社会各种不同并且互不相容的合乎理性的完备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元论。他通过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从古代之善的主题到当代之正义主题的＂主题转换＂（它与理性多元论密切相连）,以及理性多元论出现的＂历史必然＂和＂进步意义＂三个方面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理性多元论＂是始终伴随西方未来民主社会的不可消除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他采用一种在社会基本结构（政治领域）而非完备性学说中探寻＂共识＂的方式来解决在多元化下人类如何共存的问题,他的解决方式应该高于那种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共识资源或通过建构新的完备性学说来探求共识的做法,因而预示了西方未来政治哲学探求＂共识＂方式的新的走向。

当代中国亲属法的重叠共识

民法典编纂中亲属法进度落后,究其原因是其安定性的缺失。亲属法安定性缺失表现在其自然主义的倾向、法律规范的波动和体系地位的待定。主要原因是亲属法的"低共识"状态,而在这种状态的根源是:影响亲属法的各种完备性学说之间,有着难以通融的冲突。重叠共识理念对于国家与公民、德与法、政与商等关系的认知与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借鉴意义,同样有助于通过政治建构主义进路,重构亲属法理论体系。达成重叠共识要经过权宜之计、宪法共识和重叠共识三个步骤。当前首要是构建亲属法重叠共识的实质性框架,确立基本理念与价值位阶,并回应实践中的问题。

政治的正义观念与重叠共识——论罗尔斯的正义观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通过对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与政治的正义观念的区分,罗尔斯首次提出了“政治的正义观念”理念。在罗尔斯看来,这一政治观念起源于具有理性多元论特征的民主政治文化的特殊本性,这是政治哲学在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相比)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的不同。在良序社会之中,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与政治的正义观念是共存的,且前者倾向于对后者达成重叠共识。虽然罗尔斯政治的正义观念的提出意在修改良序社会的理念而实现社会稳定性问题的论证,可实际上所有公民普遍赞同的正义原则是不可能的。但作为一种文化教养,罗尔斯的设想是可欲的。

论环境伦理学的两种探究模式

环境伦理学既是一种道德哲学,也是一种应用伦理学,由此致使一些人对环境伦理学的身份感到困惑,并对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通过区分并说明环境伦理学的两种探究模式(即道德哲学模式与应用伦理学模式),试图解答人们关于环境伦理学之身份的困惑,并对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罗尔斯“重叠共识”理念的逻辑起点、内涵与践行

约翰·罗尔斯后期的道德哲学中最著名的理念之一,即为"重叠共识"理念。"重叠共识"理念是否能够实现,决定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问题——现代自由民主立宪的社会的持久稳定统一问题能否最终得到解决。由于认识到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主义特征,罗尔斯从《正义论》中假设一种普遍的完备性的正义观念转向了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构建一个特定的政治领域的正义观念。罗尔斯认为,持有各种不同且不可通约的完备性学说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单一的政治正义观念上达成的"重叠共识",将可以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由此可知,探讨"重叠共识"的可能实现与否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转向成功与否的关键点,也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现实关注如何实现的基础所在。

政治的正义观念与政治自由主义的抱负

面对自由民主社会众多合理而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相互竞争的事实,罗尔斯意识到有必要消除《正义论》中的模糊性,将公平正义表达为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从而克服其理论的内在矛盾。罗尔斯承认,合理的政治的正义观念并不只有公平正义一种,而是有多种。作为政治观念,它们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通过对这些特征的揭示,罗尔斯展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有限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