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帑与惩贪的双重局限:清代“完赃减等”例的变化与施行

“完赃减等”为清代律例体系独有。在审理挪移仓库钱粮、监守自盗以及贿赂案件中,“完赃减等”因案件的差异而具体表现出不同的样态。清代财政亏空严重,在财政税收及国家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要做到既严厉惩贪又能够完赃补帑并不现实。“完赃减等”例弹性较大,在施行中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局面,犯赃官员、承追官员、承审官员、连带者的最终结局都无法准确预测。虽然某些个案既做到了完赃又惩治了腐败,但从整体看,完赃和惩贪均未达到预期目的。因微观制度缺陷催生的腐败,必须在考量国家整体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对双方进行调整和改变,才能发挥二者的功效,否则腐败的制度根源便很难破除。

清代吏治腐败的法律诱因——以“完赃减等”例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吏治腐败特别是贪污之风蔓延的主要原因,从法律视界看,源于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侵盗、贪污犯罪适用于"完赃减等免罪例"。该项法律的制定及实施尽管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无异为侵贪犯罪提供了"免死牌",因而也成为贪污盛行的催化剂,是清朝中衰的重要法律诱因。

清朝法律的重构与国家治理效能的强化

乾隆五年《大清律例》颁布后,通过持续二、三十年的频繁增改律例和部院独立编纂则例这两条并行不悖的立法模式,清朝重构了以则例为核心的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规范,表明以"增损明季之旧章"的法律体系,逐渐向主要行政机构六部为核心的"部门法"演进。由此极大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能,为有效应对因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失序状态,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乃至使清朝进入"极盛之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法律保障。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委重律令"及法律重刑化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