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价格、宏观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和宏观杠杆率攀升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维持金融体系稳定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本文选取2007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进一步采用TVP-SV-VAR模型探讨资产价格、宏观杠杆率在不同时期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资产价格和宏观杠杆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资产价格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呈现短期负向效应和长期正向效应,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呈现经济不平稳期负向效应、经济平稳期正向效应。

政策工具组合、居民消费率与宏观杠杆率——一个包含土地财政框架的NK-DSGE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土地市场的四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土地财政背景下,土地供给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组合对居民消费率、宏观杠杆率与总产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视角下,使用减少土地供给的政策与宽松性利率政策的组合,可以熨平经济波动;中期视角下,使用减少土地供给的政策与稳健性财政政策的组合,可以实现提振居民消费率、降低宏观杠杆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三大政策目标;土地供给政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是影响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上述分析为认识土地财政模式的运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宏观政策组合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

宏观杠杆率、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调控——基于中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

基于TVP-VAR模型探讨货币政策不同量价工具对宏观杠杆率和金融稳定的时变影响机制以及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间的双向动态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对稳杠杆和稳金融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的调控效果,不同期限组合能够实现抑制宏观杠杆率和促进金融稳定;从稳杠杆与稳金融的双向溢出效应看,二者互为调控政策的路径选择,宏观杠杆率的适度波动在长期内有助于提升金融稳定,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增强在中长期内能够有效遏制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势头。为此,货币当局应继续健全“稳杠杆”和“稳金融”的监管体系,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改革机制,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质效,加快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设,形成宏观杠杆率稳定与金融稳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金融结构对我国宏观杠杆率的影响研究

金融结构对于宏观杠杆率的影响一直是金融领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2013—2022年省级层面宏观杠杆率数据,考察金融结构对我国宏观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我国宏观杠杆率有着非线性关系,并且是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转变融资结构,完善金融中介体系,促进金融开放,优化金融发展结构等发展建议,以推动宏观杠杆率的下降,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养老金融宏观杠杆率与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探析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以第一支柱为主的养老金融体系面临诸多挑战,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举措。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养老金融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比较了国外典型经济体的养老金融体系和发展模式。另外,通过建立模型探究了我国宏观杠杆率与养老金融发展的内在联系。分析发现,居民部门杠杆率与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存在正相关性,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与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呈负相关性。

结构性货币政策能稳定低线城市宏观杠杆率吗——基于银行流动性约束异质性的分析

文章将银行流动性约束分为名义流动性约束和实际流动性约束,并使用2011—2021年我国236个低线城市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约束渠道对低线城市宏观杠杆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较于全国性商业银行的低线城市分支行,地方法人银行的实际流动性约束更大。地方法人银行和地方政府联系紧密,更易扩张政府信用和房地产抵押规模,对商业信用和宏观杠杆结构带来影响。(2)结构性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低线城市政府信用和房地产抵押在银行信用载体中的占比,促使信贷流向普惠金融群体,稳定宏观杠杆率,提升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能力可促进这一积极作用。综上,文章建议增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与结构性货币政策间的协调,扩展地方法人银行的内部流动性对冲空间,注重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区域性财政政策和政府担保间的协调搭配。

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适配性研究

本文将宏观杠杆率按照部门分为政府部门杠杆率、住户部门杠杆率和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以中国2007年1季度至2020年4季度的分部门杠杆率和GDP增长率为研究对象,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发现,非金融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贡献度最高,为34%;住户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由正转负,贡献度为9%;政府部门杠杆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据此,本文提出适度提高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降低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以维持我国宏观杠杆率适度性的政策建议。

内蒙古宏观杠杆率运行特点及发展趋势分析

近年来,受区域信用风险频发和地方政府债务率处于红色区间等事件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内蒙古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杠杆率处于较高水平,去杠杆步伐缓慢,区域潜在风险较大。然而,2020年以来,内蒙古在名义经济增速回升和总债务增速放缓共同作用下,全区宏观杠杆率继续保持稳中下降的态势。本文在对现有文献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上,确定了宏观杠杆率测算的债务口径,结合内蒙古近年来经济金融运行变化特点,对内蒙古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杠杆率水平、影响因素和杠杆率持续下降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内蒙古未来整体宏观杠杆率走势进行预测。

宏观杠杆率、国债收益率与金融稳定的动态时变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2011年1月至2021年12月的金融稳定指数,利用Hermite插值模型拟合3年期国债收益率,基于MS-VAR模型和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稳定指数、3年期国债收益率以及宏观杠杆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金融稳定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宏观杠杆率提高在金融稳定性较高的时段对金融稳定有正向的影响;宏观杠杆率的上升促进了国债收益率提高,而国债收益率的增加有利于杠杆率下降,说明宏观杠杆率具有自动稳定的特征,能够向合理区间恢复;国债收益率对金融稳定具有先促进后降低的非线性影响。由此,我国可考虑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在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下适当调整宏观杠杆率。

宏观杠杆率、影子银行规模与银行体系稳定性——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去杠杆”、“强监管”和“防风险”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任务。本文选取2010-2018年季度数据构建微观审慎监管视角下的银行体系稳定性指数,分析检验我国宏观杠杆率、影子银行规模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时变影响机制。研究显示: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总体呈震荡向下趋势,由稳定阶段逐渐转向当前高度不稳定阶段。进一步地,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宏观杠杆率与影子银行规模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冲击响应具有时变特征和时滞效应。宏观杠杆率与影子银行规模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非线性动态关系,二者叠加会对银行体系产生不利冲击。中长期内,宏观杠杆率过快攀升会加重银行体系不稳定,杠杆率适度波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银行体系稳定;短中期内,影子银行的适当扩张给稳定银行体系产生积极影响,但过度膨胀会形成长期持久的负向冲击。鉴于此,现阶段我国应加强经济去杠杆、影子银行监管及银行风险防范多重政策目标之间的有效协同,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中国宏观杠杆率测算存在的错误及修正

相对准确地科学估算中国宏观杠杆率(债务余额/GDP),对于客观评估去杠杆进展和成效、把握去杠杆力度和节奏、积极稳妥有效推进去杠杆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测算容易出现五大问题,即数据源误取、多计债务项、漏计债务项、归类错误和重复计算。这些问题既影响对宏观杠杆率绝对水平的准确测算,更导致难以及时捕捉去杠杆进程中的重大边际性变化,从而导致对去杠杆进展、成效和不足等关键事项的判断出现重大偏差。本文以2017年6月末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测算为例,详细论述宏观杠杆率测算中容易出现的错误、原因及影响,提出了完善总杠杆率和各部门杠杆率测算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性——基于SVAR模型和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年1月至2020年6月的月度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和金融稳定性的动态关系,并运用门限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对金融稳定性的门限效应和非对称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是双向因果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金融稳定性的格兰杰原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提高宏观杠杆率,降低金融稳定性,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对金融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都会对金融稳定性造成不利的消极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杠杆率对金融稳定性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和非对称性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机制,加强经济政策的精准导向和资金运用监管,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联合调控机制,实现稳定经济增长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均衡。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杠杆演进研究——基于微观资本杠杆的宏观杠杆率测度与评价

现行宏观杠杆率的测度方法一般用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的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衡量。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在校正传统的微观资本杠杆率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微观资本杠杆的宏观杠杆率测度方法,并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7年宏观杠杆率的演进趋势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杠杆总体水平较低,债权人风险低于股权所有者;制造业上市公司细分行业、不同产权、不同市场化进程下资本杠杆存在不同,结构化去杠杆政策应具体到非金融企业的各个行业乃至制造业等行业的细分行业,而不应"一刀切";现行的宏观杠杆率测度方法缺乏基础支撑,微观杠杆率亦存在扭曲,而基于微观资本杠杆的宏观杠杆测度方法更能够准确测度非金融企业部类的宏观杠杆率。

高质量发展下宏观杠杆率结构失衡的测度、影响与调控

利用2015至2019年统计数据,在对宏观杠杆率结构失衡总体状况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通过构建Bayesian VAR模型,对宏观杠杆率结构失衡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宏观杠杆率已处于明显的结构性失衡状态,宏观杠杆率结构失衡可借助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变,对实体经济投入产出效率产生冲击,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产生制约;宏观杠杆率结构失衡可通过影响投资与消费增速,加剧经济整体波动性,并借助债务-通缩效应,对物价与收入分配产生冲击。此外,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宏观杠杆率结构失衡还将进一步加深,对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就要求我国在实施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基础上,不断改善政府部门杠杆率结构,适度提高金融部门杠杆率水平,以推动“稳增长”目标实现,促进宏观杠杆率结构优化调整;应综合利用多种政策工具组合,有效降低非金融企业部门对宏观杠杆率结构失衡的贡献,并通过金融政策与限购政策,将居民部门杠杆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遏制宏观杠杆率持续上涨与结构失衡的加剧;还应进一步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推动宏观杠杆率结构的优化与平衡,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中国宏观杠杆率演进路径与“十四五”时期债务管理

宏观杠杆率是考察稳增长(GDP)和防风险(总债务)的重要指标。通过推导中国宏观杠杆率(债务/GDP)的演进路径,并利用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宏观杠杆率演进路径遵循logistic曲线的形态,呈现先快速上升后增速逐渐减缓、最终收敛于一个增长上限的变化过程。根据2008年以来数据拟合的演进路径方程,推算了“十四五”时期为实现既定经济增长目标所需要的杠杆率水平和债务规模增速,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杠杆率水平的风险,并考察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在调控杠杆率中的作用。

宏观杠杆率变动对不同金融部门边际风险贡献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边际期望损失(MES)方法测度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金融部门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并实证分析宏观杠杆率、实体经济杠杆率和金融杠杆率变动对金融风险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各类杠杆率对金融风险都有着显著性的正向影响,但总体和实体杠杆率对保险部门的影响较大,金融杠杆率对银行的作用较大,说明应该注意风险防范的异质性。同时,目前杠杆率有稳中有降的趋势,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政策上还是应该坚持稳杠杆的策略,同时注意对保险和银行部门的监管。

宏观杠杆率、结构性扭曲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宏观杠杆率高和经济出现结构性扭曲是当前一些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二者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使用国际清算银行(BIS)、华尔街日报社与美国传统基金会等统计的全球35个国家1995～201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面板logit等模型对宏观杠杆率、结构性扭曲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宏观杠杆率偏低时对经济自由度较为有利,但伴随着宏观杠杆率数值的增加,就会对经济自由度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前者数值越大,起到的抑制作用就越大,即引致的结构性扭曲也越大;在"宏观杠杆率拐点后阶段",一国经济的结构性扭曲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上升,甚至会增加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最后,本文通过对中国的情况进一步分析,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宏观杠杆率和商业信心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

高杠杆带来更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作用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通过商业信心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以22个国家近20年的数据为基础,应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宏观杠杆率的门槛效应以及宏观杠杆率和商业信心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显示:第一,杠杆率升高会抬升金融风险;第二,商业信心对金融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三,杠杆率对金融风险的抬高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其间接效应正是通过商业信心渠道传导所引发的效果——高杠杆会抑制商业信心的正面作用;第四,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只有间接效应发挥作用,直接效应并不显著;第五,相比杠杆率,货币供应量更加限制商业信心的作用,对金融稳定性产生影响。鉴此,在继续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和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既要加强商业信心和信用体系的建设,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也要充分重视由广义货币所构成的全社会流动性环境,着力控制住货币供给的总闸门。

货币政策对宏观杠杆率缺口的影响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迅速上升。不少学者认为过高的杠杆率可能增加金融风险,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本文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思想在索洛增长模型中引入金融因素,以研究宏观杠杆率的演化路径和货币政策对宏观杠杆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国宏观杠杆率有着自己的时间趋势,而货币政策会使得宏观杠杆率反向偏离其趋势。研究结论表明不宜随意确定目标宏观杠杆率,也不应通过紧缩货币来达到降杠杆的目的。

宏观杠杆率、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再论我国的宏观债务风险

本文估算了43个经济体2001—2017年宏观层面的资产负债率,以此度量宏观杠杆率;并以资本产出比衡量投资效率,通过构建跨国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宏观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投资效率在宏观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具有调节效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资本产出比每提高1个单位,宏观加杠杆的经济增长效应将下降约27%;当资本产出比高于3.7时,加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由正转负。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宏观杠杆率会对投资效率做出正向反应,当投资效率下降时,宏观杠杆率也随之下降。2015年以后,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下降,但投资效率仍在持续恶化。因此,为了防范债务-通缩风险,未来去杠杆政策的重点应放在提升投资效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