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波动“大缓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次贷危机”冲击与结构突变视角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1993-2014年间中国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率数据,在考虑经济增长及其条件波动结构突变的基础上,通过改进的AR(p)-GARCH(1,1)-M模型,检验了宏观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并探讨了次贷危机的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宏观波动在样本区间内分别发生了两次和三次结构突变,后危机时代,宏观波动重返"大缓和"且经济增长处于较低水平;考虑均值、条件波动的双突变,宏观波动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二、三阶段分别对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负效应和不显著的正效应;次贷危机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并助涨宏观波动,也显著提升了宏观波动在经济增长第三阶段对其的正效应。因此,为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新常态"形势下应在一定程度内包容结构性调整引致的宏观波动。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政策调整:宏观波动与微观行为如何联动

全球不平衡导致的金融危机在造成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同时,也对微观层次的企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冲击。因此,政策调整应致力于协调宏观波动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宏观与微观的不一致性。为此,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把握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财政政策应克服"二次探底"的潜在挑战,而人民币国际化则将增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并从根本上克服被迫的外汇储备累积和"货币错配"。

不确定性冲击、金融区制与宏观经济波动

文章通过将金融状态指数作为阈值变量引入门限VAR模型,使用模型内生波动率度量不确定性,研究不同金融区制下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种金融区制下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都有正向影响,对利率有负向影响;金融扩张区制下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且具有非对称效应;同一金融区制下不同规模和不同方向的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具有对称性;通过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得出,不确定性冲击能较好地解释经济波动。在金融紧缩区制下,能够解释约9%的产出波动;在金融扩张区制下,不确定性冲击解释力达到20%。

重大事件冲击、经济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百年变局之下,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外生冲击引发了较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深刻影响。鉴于此,本文以历次重大事件冲击为背景,提取不同事件时期下的经济波动率,并将这一冲击引入DSGE系统当中,全面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影响,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金融不确定性通常会引发最大的经济波动,而供给不确定性和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弱,这是因为金融不确定性可以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经济波动。第二,当出现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金融系统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回归至均衡水平,但实体经济的恢复则需较长时间。第三,金融摩擦机制能够放大不确定性冲击对金融系统的影响,而价格粘性机制则易于使经济陷入通货膨胀困境,此外,二者的联合作用会使经济长期陷入消费低迷状态。总体而言,应对重大事件冲击的关键在于做好事前应急预案,优化市场基础环境,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端要强化信息透明性,减小金融摩擦;另一方面,在实体经济端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功能,弱化价格粘性效应。提高经济系统的自稳定性和培育强大的经济韧性是弱化各类重大不确定性冲击的根本路径。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宏观经济波动与中国货币政策应对

2022年以来,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加息,这一政策变动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为全面阐释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利用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全面评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研究显示:第一,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通常是在重大事件窗口期产生传递效应,而在常态化时期基本不会产生影响;第二,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反馈较弱,但通货膨胀和跨境资本流动对加息冲击的反馈较为灵敏,因此,应警惕由美联储加息引发的通货紧缩效应和资本外逃风险;第三,在政策应对层面,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早期倾向于采取被动的“顺风而动”型调整以避免较大的经济波动,而随着经济体量逐渐上升,政策调整逐渐转向“以我为主”的主动型调节;第四,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后疫情时期的回升阶段,加息冲击对宏观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较弱,这为“以我为主”型的宏观调控争取了宝贵空间,同时也为经济平稳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政府应理性看待并正确认识现阶段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综合影响,货币政策仍应坚持“以我为主”,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并不断扩大自身经济体量,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打造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化经济发展韧性,最终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居危则思安:宏观经济波动之下大学专业偏好的结构变迁

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我国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与结构矛盾也随之凸显。在大学专业选择领域,宏观经济波动投射至升学者行为决策之中,会对其专业偏好产生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涵盖专业学科属性与职业路径在内的综合分析框架,基于2017-2021年“双一流”建设高校全国招生录取数据库,实证考察宏观经济波动之下大学专业偏好的结构变迁。研究发现,在经济信心受挫且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的情境下,升学者对于体制亲和型专业的偏好显著抬升。与之相异,市场亲和型、就业路径多元型专业因缺少稳定职业预期和制度性保障,升学者对此类专业的偏好出现了显著下滑的态势。

论土地财政行为、房价与宏观经济波动

自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发展经济促使土地财政行为、房价与宏观经济三者之间联系紧密。为探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文章对2012—2021年的GDP、房价以及土地财政收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土地财政行为与房价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房价可能对实体经济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土地财政行为从长期来看也不具有可持续性。文章又进一步探究土地财政行为与房价之间的关系,发现由于地方政府较高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使地方政府收入与房价联系紧密,简单的抑制房价会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基于上述关系分析,文章提出逐渐切断地方政府财政与房价之间的联系,推动地方政府收入往实体经济方向转变的建议。

生产网络视角下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研究进展

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而生产网络则是连接微观冲击与宏观波动的桥梁。所以,本文评述基于生产网络视角探究宏观波动之微观来源的研究进展。本文首先讨论微观冲击在生产网络间的传导路径及其宏观影响;其次,分别从引入CES技术结构、市场扭曲、生产网络内生化等方面阐释基于生产网络视角的宏观波动模型的扩展思路;再次,综述从行业和企业层面实证研究和定量验证生产网络对宏观波动影响的文献;最后,本文讨论该领域有待解决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波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宏观经济波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愈发显著。经济周期变化、利率波动和政策调整等因素导致金融市场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基于此,本文深入探讨了宏观经济波动对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市场的影响,并分析了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应对策略。研究旨在为金融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提供决策参考,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贸易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近两次金融危机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2008年的数据为实验组,1997年的数据为对照组,论文比较研究了两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贸易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1997年相比较,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贸易波动对于GDP和就业的影响均呈减弱趋势。贸易波动对GDP波动的解释力从30%下降到10%左右;对就业波动的解释力度从10%下降到0.35%左右。进一步的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加大,外需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中国将向世界输出自己的经济周期。

中国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1997～2011

运用单位根、协整和VECM的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997～2011年间家庭债务和宏观经济波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增长1个单位,GDP相应增长0.03个单位。从短期来看,家庭债务增加促进经济增长。基于实证结果,政府及相关机构应完善消费借贷的相关制度,保持家庭债务合理增长,家庭应合理控制债务的规模和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采用1997—2013年季度数据,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债务解释了近30%的产出波动,企业债务则解释了近40%的产出波动。在短期中,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增长会促进总产出的扩张;长期中,高家庭债务规模会阻碍经济增长,企业债务对产出的影响趋于平缓。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引导家庭部门与企业部门根据自身资源状况进行借贷,合理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基于VECM模型的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采用1997-2013年家庭债务、贷款价值比与GDP增长率等变量数据,在借鉴Kim的模型基础上,构建VECM模型,检验了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短期内宽松的借贷约束促进了家庭债务的增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宽松的借贷约束会导致家庭债务过高,阻碍长期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家庭债务等变量相比,贷款价值比、利率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制定合理的消费金融政策,居民应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以实现家庭债务的可持续性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分析

文章以分析1995～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入境旅游波动的周期性特征为基础,建立包含入境旅游波动、宏观经济波动、汇率变动和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等变量在内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入境旅游波动对于宏观经济波动、汇率变动和通货膨胀的反应,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对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1995～2011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周期长度为6年,入境旅游收入波动的主周期长度为2.57年,入境旅游呈现较短的主周期;(2)宏观经济波动和汇率变动对入境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而通货膨胀的影响作用有限;(3)在入境旅游波动的不同水平下,宏观经济波动和汇率变动对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力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包含了更丰富的信息。

宏观经济波动、市场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0~2013年中国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对宏观经济波动、市场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宏观经济与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即银行风险承担具有顺周期性,且在经济扩张期和衰退期非对称。而市场竞争对银行风险的周期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市场竞争越弱,银行风险承担的顺周期性越强。另外研究还发现,市场竞争对不同所有权性质银行的风险承担的影响不同,竞争越激烈,会降低国有银行风险承担,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承担则会提高。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例

本文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决策嵌入DSGE框架下,以投融资平台净值作为度量其债务风险的指标,讨论了宏观经济波动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累积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影子银行体系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绕开监管的主要融资渠道,经济下行是投融资平台债务累积的主要客观原因。房价上涨短期内可以改善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但长期不能解决其债务问题,反而会造成经济更大波动。模拟发现,一旦投融资平台债务倒逼货币政策,将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加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政策冲突。

银行业发展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理论及实证

本文主要考察我国银行业发展在各种冲击引发宏观经济波动传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揭示其影响机制后,本文采用我国宏观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我国的经济运行过程中,银行业发展在货币冲击引发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过程中确实产生了抵消效应;而银行业发展在实际部门的冲击引发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过程中未产生明显的放大效应。

农业生产与宏观经济长期波动关系的实证分析及预测——以中国1952—2003年的数据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农业仍然很大程度上与宏观经济各部门相互作用。本文通过中国长期的宏观经济数据,建立部门间均衡模型,通过VEC模型分析手段寻找各宏观变量的长期与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随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分析了农业生产波动与宏观经济其他部门变量的联系及贡献度。最后对农业总产值作了短期预测,并比较预测效果。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间有较强的相互作用。

金融开放度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搜集了1990年—2009年52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对金融开放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金融开放程度虽然降低了产出波动的幅度,却增加了总消费、收入和相对消费的波动幅度,但是在引入人力资本存量、本国金融发展水平和公共治理环境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度的交叉项后,金融开放明显降低了一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程度。因此,只有在本国良好的制度水平和健康的金融体系环境下,金融开放才可以降低对宏观经济波动造成的风险。

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

实体企业热衷于从金融市场获取投资收益,个别企业甚至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倾向,成为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对2009~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动向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具体数据展开研究,并以同期沪深两市3567个有效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一种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对宏观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实体企业投资金融收益与宏观经济波动显著相关,这种过度金融投资行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给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新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