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与西藏“宗主权”谬论的由来

西藏自13世纪起就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40年英帝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由一个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英俄帝国趁清朝中央政府的虚弱,开始阴谋侵略和瓜分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英帝国炮制所谓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谬论,将侵略魔掌伸向西藏。俄帝国承认了英国炮制的所谓"西藏宗主权"谬论,从此,为后来的藏独活动和"西藏问题"国际化制造了所谓的法理依据。

关于辽朝遣使册封、加册及贺高丽国王生辰的新思考——兼论封贡体系下宗主国宗主权的行使

高丽国王继位后顺利得到辽朝册封需满足两个条件:良好的辽丽关系及在位一年以上;辽朝皇帝继位、上尊号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时,会对高丽国王进行加册;辽朝遣使贺高丽国王生辰不是辽丽地位平等的体现,而与册封一样,是辽朝承认高丽国王的标志。册封、加册与贺生辰皆是辽朝行使宗主权的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主权”的提出与加剧:1898至1921年英国侵藏政策的演变

1898至1921年是英国以"宗主权"为中心的侵藏政策的提出、实施和基本确立的时期。为与俄国争夺中亚细亚,寇松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寻找时机发动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变西藏为实际上的保护领"。随后,英国声称西藏是"一个外国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与俄国合谋以中国只有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继之,英国加快侵藏步伐,企图强迫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并要求俄国同意其在西藏"行动自由"。1921年,英国政府采纳贝尔的建议,一方面反对中国政府恢复设置驻藏大臣和派驻军队,一方面企图制造"大西藏"以分裂中国,以这两大内容为核心、以宗主权为幌子的侵藏政策基本确定。

“宗主权”:国民政府和英国政府关于西藏地位争论焦点

"宗主权"是1928至1949年国民政府同英国政府关于西藏地位之争论焦点。一开始,国民政府宣示对藏主权,努力通过内部协商解决西藏问题;英国政府则宣称西藏是所谓理论上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接着,国民政府设法通过修建路线和出兵解决西藏问题;英国政府竭力阻拦,宣称西藏是所谓中国名义上宗主权下的"自治邦"。最后,英国政府声称"一个主权西藏",煽动噶厦"独立";国民政府制定和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之,宗主权和主权有着本质区别,国民政府强调中国拥有的是主权而非其他,英国政府则声称"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下实行自治"。

近代中英关于西藏“宗主权”的交涉

20世纪初,英国以仅承认名义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和事实上视西藏为"独立国"作为策动西藏独立的策略,持续近50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清朝、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始终坚决反对英国的"宗主权"谬论。中英交涉西藏"宗主权"的实质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制造独立的斗争。

李鸿章与琉球宗主权的丧失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对于日本在琉球的行为,李鸿章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主张琉球自主,这一主张最终导致了清朝对琉球宗主权的丧失,但也反映出李鸿章在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近代国家利益思想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他将国际公法同中国传统的“存祀主义”糅合在一起,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来解决中国传统的宗藩问题,具有开放性;其同意琉球自主,又体现了他主权观念的萌发,表现出新旧思想的杂糅。

李鸿章与近代越南宗主权问题

本文一反传统的观点，认为李鸿章在近代越南宗主权问题上总体上是力图保藩、捍卫越南宗主权的，在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８８５年期间李对越的政策历经五次变化。这些变化充分反映了他在对外交涉中的屈服与抗争的矛盾运动及其循理主义外交、实力备战外交的风格。同时，在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依然闪烁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光芒。

清末英国所持中国对西藏“宗主权”谬说之起源及实质

元明清三代,我国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完全的主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开始在全球对殖民地的争夺。英帝国主义者一直对我西藏虎视眈眈,欲纳西藏为囊中之物,不仅发动了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还在外交上制造出有关清政府对西藏的“宗主权”谬说。目前,西藏独立势力仍然在活动,因此西藏的主权问题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1947—1951年印度以“宗主权”干涉中国治藏主权

1947至1951年间,印度以“宗主权”为工具干涉中国治藏主权。在独立前后,印度声称它承认西藏为中国“宗主权”下之“自治领土”。新中国成立前夕,印度宣称“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换句话说西藏承认的是印度的“宗主权”。新中国成立后,印度宣称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模糊的”。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后,印度声称中国对西藏拥有的只是名义上的“宗主权”。印度以所谓“宗主权”挑战中国治藏主权,目的是直接与西藏地方当局交往以图控制西藏,并在时机许可下变西藏为其“保护国”。尽管印度竭力挑战中国治藏主权,但是包括它在内的任何外国均无力阻挡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

历史上中法关于越南宗主权与保护权之争

19世纪下半叶,法国逐步蚕食越南,威胁到中国在越南的宗主权地位,本文主要通过描述中法战争前中法两国关于宗主权和保护权之争的史实,来分析中越宗藩关系和法越条约关系的不同。

“宗主权”与传统藩属体系的解体——从“宗藩关系”一词的来源谈起

文章追溯了"宗主权"一词中文翻译的出现过程,指出该词是伴随着日本国际法著述的引入,出现于清末,进而认为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与近代西方国际法宗主国—属国关系体制不同,后者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强势规则,清朝传统藩属体系在进入国际社会时,不得不受其挑战而进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清朝对"宗主权"认识迟钝、国力衰弱、列强侵占等因素,无法最终依据当时西方国际法规范对与越南、朝鲜等国的传统藩属关系进行重新确立,而传统藩属体系逐渐被解体。当"宗主权"、"宗主国"等词语进入中文成为固定的术语时,后世学人开始用这些词语重新书写历史,由此产生了"宗藩关系"等词语。

清政府弱化琉球宗主权的历史考察

自明朝以后,中国对琉球一直拥有宗主权。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是清政府弱化对琉球宗主权的开始。在琉球问题交涉中,李鸿章的“延宕之法”进一步弱化了宗主权。随着宗主权不断弱化,清政府内部“防日”思想上升。

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概念——外蒙及西藏问题中的“主权”与“宗主权”

所谓的"西藏问题"是一个集合性的问题,呈现出诸多侧面,在这些侧面上西方与中国存在着不同的话语。究其根源,应该是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宗主权"一词的使用。因为汉语的"宗主权"与英文的"suzerainty"(苏索伦梯)完全是不同时空、不同性质的概念。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梳理,可由此看到西方列强在西藏、外蒙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扩张,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在推动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中所起的作用。但是,17世纪当"主权"(sovereignty)这个概念产生,并被中国所认知时,"主权"成为对抗西方列强的重要武器。近代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瓜分时,所形成的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一体性"与中国对主权的主张合流,最终成为阻止民族分裂的坚固堡垒。

“宗主权”：国民政府和英国政府关于西藏地位争论焦点

“宗主权”是1928至1949年国民政府同英国政府关于西藏地位之争论焦点。一开始．国民政府宣示对藏主权，努力通过内部协商解决西藏问题：英国政府则宣称西藏是所谓理论上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接着，国民政府设法通过修建路线和出兵解决西藏问题：英国政府竭力阻拦，宣称西藏是所谓中国名义上宗主权下的“自治邦”。最后，

日本骗清朝放弃对朝宗主权

朝鲜“甲申政变”后，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的清政府，却在政治上节节败退，最终丧失了对朝宗主权。这是中国历史上因政治软弱无能而导致丧权辱国的典型案例，难怪当时便有人痛心地指出：“甲午战争的情况已在这时约定了。”

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五四"之前中国边疆意识之觉醒,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五四运动"。"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

有关“主权”与“领土”的现代观念与五四运动

我的专业是古代史,不过4月去哈佛大学参加了一个"五四"的研讨会,被逼写了一篇文章,只好把我关心的历史中国的"内"和"外"的问题,跟"五四"话题勉强结合在一块。这篇文章已经被《文史哲》拿去发表了。我不想多讲其中的内容,用一点时间来讲其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从晚清民初到五四对中国有影响的日本因素。五四之前,日本对中国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我觉得,1894年、1895年,实际上是传统时代的结束,它的影响恐怕要比1840年鸦片战争大。我们把1895年以后日本影响较大的六种报纸做一个统计,在里面发现许多有关中国前途的日本人的议论。

宗藩政治的瓦解及其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

宗藩政治是一种带制度化了的政治。就性质来说，它是封建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 它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学说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运用，是三纲中封建君 臣关系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它是从“中国居中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大一统关系演 化而来的，是一种封建的政治联盟。它是一种自然的“礼节仪式的关系”，“儒家化了的国家关系 体现”，通常是通过朝贡制度来体现的。它在文化方面所体现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华文明的向 慕钦佩，因此它又是一种以中华文明为纽带的东方国际社会秩序，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前期各国 的附庸国和被保护国之间的关系。 绵延很久的宗藩政治在鸦片战后遭到了瓦解。１８９４年甲午战败，中国丧失对朝鲜的宗主权， 是宗想政治彻底瓦解的标志。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崛起，抛出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政治，但 是这种以馒略奴役亚洲各国为目的的殖民强权政治同以儒家伦理学说建立起来的宗藩政治不可同 日而语。

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话语权之争

英、美等国对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持"中立"态度,实即对日本废除中国在朝宗主权的支持,背后则是必欲破除中朝宗藩关系的心态,各国的底线亦仅止于此。在战前争取欧美支持及国际舆论的外交活动中,中国的宗主权话语体系完败于日本的国际法话语体系。以朝鲜独立和改革为幌子,日本瓦解了英、俄均曾有意进行的调停活动。美国则采取作壁上观的心态,乐见日本扫除中朝间的宗藩关系。日本的利益许诺和外交欺骗背后是以近代国际法为理念支撑的外交体系。甲午的战败,虽然标志着清政府调适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但对宗藩关系本身的评价不应以此次战争的结果为唯一前提。

20世纪初期美国对中国西藏地位的“双重承认”政策

20世纪30年代前,是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实施的初期阶段。此间,美国把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逐步扩大到中国的西藏地区。美国对中国西藏门户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是:反对列强瓜分西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统辖;与此同时,美国又“模糊承认”英国提出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理论。美国对中国西藏地位这种“双重承认”的政策,使美国既没有得罪英国,又讨好了中国,从而使美国在中国西藏进一步扩大了影响。20世纪初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反映了美国这一政策的实用主义原则和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