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春官宗伯》注郑玄诗乐观探悉

《春官宗伯》是《周礼》中的一篇。郑玄为其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寓思想于注疏,详细阐发了自己的诗乐主张,对诗乐与性情的关系、诗乐类别的划分、歌诗语言的艺术、诗乐的功能、诗乐的制作及传习之本、用乐的等级尊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予后代诗乐研究以重要影响。

《周礼·春官宗伯》研究综述

《周礼》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三礼"之首,两千年来,在思想、道德、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巨大。这部历史文献保存了周代礼官、乐官的大量史料,包括礼乐之官的称谓、职掌,礼乐制度的规定,以及在礼仪活动中所使用的礼器、乐器等的记载。这些相关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周礼》六官之一的《春官宗伯》系统中,其下含礼官、乐官、史官以及巫祝卜筮之官,主要职掌周代文化教育与礼仪制度。

《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记》摩崖考识

在著名的汉中褒斜道石门摩崖石刻群中,曾经有两段魏晋时期因修治褒斜栈道而镌刻的摩崖石刻。其一为三国魏景元四年《荡寇将军李苞通阁道题记》,又简称为《李苞通阁道》苞碑》;其二为西晋泰始六年《潘宗伯、韩仲元通阁道题记》。

金缕曲 敬悼舍翁宗伯大人施蛰存教授

施蛰存,名舍,号北山,浙江杭州人氏。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农历十一月七日)生。驰骋文坛八十年,如琢如磨,如切如磋。不仅自己著作,而且组织著作。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新世纪,除‘四窗’开癖辟,并曾主编《现代》及《词学》。一人抵二人,一世当二世。删述之志,功在翰苑。今秋十月十七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庆祝施蛰存教授百岁华诞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余前往华东医院探望并禀告贺寿盛况。以笔叙,甚欣喜。十一月十九日晚,忽有消息报称,翁已于当日上午八时四十七分仙逝。

《周礼》“巫恒”补释

《周礼·春官·司巫》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烖,则帅巫而造巫恒。＂其中,＂巫恒＂一词历来注解众多,有注者释＂巫恒＂为巫觋聚会的固定场所,有的则认为＂巫恒＂是人名,还有的训释为先巫之故事。从单个词语的训释与整体句意的理解来看,前贤们对＂巫恒＂一词的训释都有一定的道理。

《尚书·顾命》册仪的讨论 关于《曲礼》“六大”和《小盂鼎》“三左三右”的决疑

郭沫若《周官质疑》根据《尚书·顾命》的册仪,提出《小盂鼎》的“三左三右”一词所指的人物,属于《礼记·曲礼》所说的“六大”。郭说今多为学界接受,惟平心考察相关的文献,则郭说可疑处甚多,且不合古礼制度。由于问题涉及古代经学和史学等广阔层面,釐辨曲解,并非没有意义。本文乃复原《顾命》册仪的场面,以检讨郭说,并就有关文献以及出土资料譣论《小盂鼎》“三左三右”的性质。以下就四方面加以讨论。

秦俑三号坑性质刍论

秦俑三号坑自发掘以来,一直被作为秦俑军阵的指挥机构,即古之军幕。笔者推考再三,觉得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似是定为军祭的社宗,根据更充分一些,兹不藏拙,一陈管见,就教大家同仁。一、关于秦俑三号坑即古之军幕的几点质疑秦俑三号俑坑是与一、二号俑坑有着明显区别的陪葬俑坑。它面积小,形制特殊,坑内武士相向夹道式排列,与战斗队形判然有别,又出有礼仪性兵器铜殳。

屈赋中“神游”实质初探

屈赋的气势博大恢宏.但思想却扑朔迷离,难以捉摸.其中问题最大的就是屈赋中经常出现的“神游” 场面.对此,人们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但却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用科学的态度分析了屈原的思想,突破了经学的樊篱,结合屈原时代的历史情况,初步探讨了“巫”与屈原及“神游”的关系,指出屈原的官职为“巫”,而巫的“通神”导致了屈赋中“神游”场面的出现.最后指出“神游”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其祖神颛顼.

周朝审计新议

对于我国周朝的审计工作,会计史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司会行使内审之权,宰夫执行外部稽查.有些同志认为宰夫只是下大夫,爵位较低,权威不高。实不尽然。司会和宰夫都是由太宰领导的行政系统的机构和官员。会计史界还没有注意到,早在周朝,我国就有了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爵位很高的审计部门的雏形。据《周礼春官宗伯下.内史》,“内史掌王之八枋(柄)之法,以诏王治”。内史掌管周王八枋的法规,诏告周王治理天下。八枋指:爵、禄、废、置、杀、生、予、夺。“执国法及国令之二,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执存国家法律和周王政令的副本,考核邦国都鄙的政事,审查会计工作.“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掌管叙事的法规,接受群臣的来访,转报周王.“及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录,则赞为之,以方出之”。凡四方诸侯呈报周王的奏议,内史读之;周王制录。内史作辞,写在方版上发出去.

古磬与礼仪

“磬”是起源于石器时代的石制打击乐器。甲骨文中,“磬”为 象一人执木击磬形。这种古老的乐器在远古时代曾被赋予神圣而高贵的使命。“钟、鼓、磬”被尊为“金石之音”,既有“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的威力,又以“庙堂雅乐”,象征着奴隶主贵族等级森严的礼仪。本文根据古磬的发展衍变,结合古人类的精神生活,浅析古磬与古代礼仪之间的联系。

坎坷中追求着质平自然——戴名世散论兼及戴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忧庵,一号药身,安徽桐城人。生于清顺治十年(1653),卒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享年六十一岁。戴名世小时聪明颖异,六岁入塾读书,二十岁时“授徒以养亲”,二十七岁开始出入于学使刘果、姜棣、孙勷等的慕府中。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贡入太学,第一次到北京,其后交游渐广,结识了李光地、韩菼等高官,方苞、王源、刘献廷。

近年来屈原生平研究述评

本文试图对1981年1月至1983年6月全国各报刊所发表的有关屈原生平的研究论文作一简要的回顾,并谈一谈个人的粗浅的看法。屈原生平研究向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通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就研究论文数量之多,涉及问题之众,开拓领域之广以及争辩气氛之浓。

柴苓汤的应用

在日本第四届和汉药研究会上,以“柴苓汤在临床各领域中的应用”为主题的论文共有十篇,现综述如下。柴苓汤首载于危亦林所著的《世医得效方》之中,是小柴胡汤与五苓散的合方,适用于伤风、伤暑、疟、下利和产后。津田玄仙认为,柴苓汤之证是很常见的,并总结为,诊断为小柴胡汤证时,应留心查明还兼有五苓散之证;若诊断为五苓散证时,必须留心查明还兼有小柴胡汤之证。浅四宗伯则认为,在诊断小柴散汤证后,应确有烦渴、下利的症状。葛叶晋报道14例伴有膝痛。

浅谈屈原与《九歌》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不少问题仍有争论。我仅就《九歌》研究中的问题谈点看法。《九歌》是什么性质的作品?这是讨论《九歌》的出发点。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他还在《天问》中写道;“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由此可知,《九歌》应该是古代乐歌的名称。所谓乐歌。

古代的礼制

一、为什么要了解古代的扎制在阅读古代的文献典籍时,我们常常遇到古代礼法的内容和问题。例如读《诗经·秦风·黄鸟》,就有“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等子车氏三良殉葬问题。《左传·文公六年》写道:“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这里《诗经·秦风·黄鸟》和《左传·文公六年》所涉及的殉葬是什么样礼法,这些记载和歌唱表达了什么意义?要弄清楚它们。

西周兴起的大事记(之一)——浅释《易经》乾卦筮辞

《易经》集筮辞而成书。《周礼·春官宗伯下》“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意思是:凡卜筮,占完之后就把命龟之卜辞和以蓍草占得的命蓍之辞用礼神的币帛系在一起,到了年终,核对哪些应验了,哪些没有应验。《易经》就是把这些经过核对,认为应验了的筮辞加以筛选,按照编者的意图汇集而成。周代的筮占不象商代的龟卜只在王室,因此它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更有史料价值。

山岳重 腕底变通途--读《邵华泽书法选》有感

读罢《邵华泽书法选》,不由被作品豁然透露出的邵先生洞达平和的精神品格所打动,与读过这本集子的书法界一些朋友谈起来,大家颇有同感,这本由启功先生题写书名的集子收集邵先生五十六幅书法作品,为纪念家父邵宗伯百年诞辰,特刊有宗伯先生遗作隶书两幅。集子末是启功先生题撰的跋,四首十六字令,后一首词云:“书,巨细咸宜艺最殊,山岳重,腕底变通途”,以评价邵先生书法,十分精到,耐人品悟。

《萨都刺研究》——二、萨都刺的诗歌创作

萨都剌的诗歌创作,在萨都剌生前由他本人编辑成集,名曰《雁门集》。元干文传序《雁门集》时说,萨都剌“尝出其所作之诗曰《雁门集》者见示,予得以尽观”,又说“亦以生居雁门,遂取名集”。但萨都剌生前手定的《雁门集》今已无存。萨都剌的《雁门集》,今天见到的较完整的本子是清人萨龙光所辑注的《雁门集》,为十四卷。萨龙光在介绍这十四卷本的《雁门集》时说:“家中所传之《雁门集》,初刻于明天顺己卯(公元1459),十一世祖宗伯钝庵公,跋中言‘汇辑遗篇,合旧刻二十卷,总而为六’,在赵、李二刻之前。再刻于康熙庚申(公元1680)五世祖葛斋公,亦作六卷。

论孔子与史学——孔子思想探索之六

孔子之成为我国第一位史学家,是与他的编修《春秋》密切相关的。研究孔子的史学思想,必然要从现存的最早的这部编年史大纲谈起,还其孔子治史的本来面貌。孔子编写《春秋》的背景其一、“春秋”一词,是古代史籍的通称。早在孔子以前,就有这类史籍。墨子就说过,“吾见百家春秋。”孟子也说过“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如果说,上述这些,有些已不复存在,而无从证实的话,那么,在现存的古籍中还能看到是《世本》、《逸周书》、《竹书纪年》这类资料。由此可见,先秦的史籍是颇为丰富的。其二,学术在官和以史教习的史实。史载,诗乐掌于太师,五礼掌于宗伯。

国学与《国学》集刊

国学一词,自古以来就有,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唐朝贞元(公元785年—805年)年间,画家李勃隐居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升元(公元937年—943年)年间,白鹿洞正式改名为书院,称庐山国学,这就是后来的白鹿洞书院,这时的国学变成了藏书与讲学的地方。到了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