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宗孔:周敦颐与邵雍的宗孔思想研究

晚近以来,韩愈的道统论在当代儒学研究者中影响巨大,然而与之对应的周敦颐、邵雍等新儒家的"宗孔论"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中国文化史的历史进程而言,宗孔论之影响绝不逊色于道统论。通过对周敦颐和邵雍的宗孔思想的研究,以道统论向宗孔论的转化为线索,可以揭示儒家从圣王崇拜向圣人崇拜的转换之原因及其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意义,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礼仪之争"中,"宗孔论"的圣人崇拜在对抗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朱陆《太极图说》之辩的文化误区

南宋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韶二弟兄之间,围绕《太极图说》一文与周敦颐(字茂叔,学者又称濂溪)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太极图说》中,有“图”与“说”两部分,“图”称《太极图》,“说”的部分是对《太极图》所作的文字说明。陆氏认为,《太极图》与“说”部分之首句“无极而太极”中的“无极”一词,均是道家的,所以,《太极图说》“疑非周子所为。不然,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意即《太极图说》起码不能代表周敦颐的成熟思想。而朱氏则认为,周敦颐“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把“图”与“说”都看作是周敦颐的创造,视《太极图说》为周敦颐整个思想的纲要。由此,他否认文中有道家的东西。双方之辩,书信往复,训诂考证,“几近万言,亦可谓无余蕴矣”,但谁也没能说服谁。后之学者,“宗朱者诋陆”,“宗陆者诋朱”,遂成千古疑案。 其实,正如黄宗羲所说,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于《太极图说》,“所争只在字义,先后之间,究竟无以大异也”。他们的政治伦理观是一致的,所争是无谓的。考这种无谓之争产生的根源,笔者认为,实基于双方都处在“儒与道不能相通”这一文化误区之中。正是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使他们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

《周易正义》文本建构考论

《周易正义》文本的最终形态是遵照《周易正义序》、经由众家之手逐渐建构而成。《正义》先为长编、后作删补的编次痕迹在语义断裂、缀文窜乱及重复疏释的行文结构中有迹可循。在《序》文中,孔颖达拟定了该书的纂修旨要,“考案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是其核心。“八论”又以“十翼”之传和传《易》之人重塑了孔子《易》教的原理框架与传承谱系,为《正义》奠定了理论依据。然而,“宗孔”所恃之孔传在解经原理上各不相同,无法对经、传、注皆形成有效统摄。王弼《易》注困于“宗孔”为先的经教理念与疏文拆解的形式桎梏,只得沦为格式化的串讲。《正义》又在未明王注原理的情况下曲解其文,遂致疏文释义不明。后人对《周易正义》“空言诠句”的观感,并非由王弼注文引起,而是源自《正义》本身困于“宗孔”“尊王”的纂修宗旨,终未完成统一异义的刊定之责。

王阳明在精神层面上对禅学超越境界的融会

王阳明通过自己实存的精神探索,在精神层面上融会禅学无滞无碍的精神境界。这发韧于王阳明的早期思想阶段,大成于龙场悟道之后的后期思想阶段。据《年谱》记载,阳明十八岁时即"始慕圣学",然而他对圣人之学的探寻十分艰辛。王阳明自己曾说:"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他驰骋于辞章之学但发觉这不过是"无用之虚文";他依照朱子循序致精、格物致知的方式来达到"物理"与"吾心"的合一,却始终无所得入,不得受用。

王旺窜御状始末

清末民初时期,有个戏班子排演了一出戏剧叫《王旺窜御状》(又称《双开坟》),在大沽河两岸巡回演出,轰动一时。这出戏剧的主要情节发生在胶州大沽河东岸的张院村,剧中主要人物王旺便是王姓家族的王杰昌。张院村分南北中三个自然村,相距不到半里。中张院村有个叫朱占魁的财主,仗着财大气粗,经常欺压乡里。朱家场院南头有两座王家的祖坟,因年久荒芜佚名,逢年过节不见有人上坟添土。朱占魁看在眼里。

一年级新生的入学教育不容忽视

一年级新生的入学教育不容忽视江苏章宗孔，司水清上好“入学教育”这一课，对奠定小学生的学习基础，使其明确学习目的，养成良好的爱学习、会学习的习惯，都大有好处。事实证明，“入学教育”搞得好，激发起小朋友“背起书包上学校”的自豪感，使之热爱学校，喜欢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