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宗学招生制度探析

清朝廷为教育宗室子弟设立了宗学,有关宗学招生人数、学生来源的规定在乾嘉时期逐步得到完善并成为定制。此前的雍正朝在招生时原则上对王公、将军和闲散宗室子弟是一视同仁的。但随着朝廷开始对学额有所限制,乾隆朝招生逐渐向上层王公子弟倾斜,旨在通过宗学提升王公子弟的清语骑射水平。嘉庆朝招生则向下层闲散宗室倾斜,更侧重借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下层宗室子弟。乾嘉两朝宗学招生制度的变化实际上是统治者调和满汉文化的过程,其结果是满洲文化逐渐式微,“崇儒重道”理念更加深入地在统治阶层中渗透。

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1569年）开始正式设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最后完成，历时49年，先后共设置约30所。然对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学术界无人问津。本文细绎史料，认为明代宗学的设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初建立的宗室教育机制的固有缺陷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天顺以后王府官选用制度的蜕变、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

清代宗学、科举与宗室知识精英的社会认同——兼论新清史“满洲认同”的转向问题

清廷自设立宗学以来,便将其视为培植“满洲认同”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由于缺乏宗室子弟所必要的“社会认同”,宗学内的清文、骑射教育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至嘉庆年间,宗学最终流变成扶植贫困子弟的一所义学。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对宗室成员重新开放,宗室子弟在取得了进士、举人新的社会身份后,成为宗室知识精英,在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社会尊严方面备受尊崇。科举制成为宗室知识精英赢得社会认同的纽带。宗室子弟弃“学”从“举”的背后,是满洲子弟价值观由“满洲认同”向“社会认同”外在转向的一个缩影。西方新清史学者所认为的18世纪“满洲认同”经历了一个由“文化”到“制度”内在转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试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万历四十六年最后完成,历时49年,先后共设置宗学30所。明代宗学的设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初建立的宗室教育机构功能的丧失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以及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

蒙藏学校石虎胡同校址及其历史沿革考辨──兼考右翼宗学、松坡图书馆遗址

蒙藏学校是２０年代李大钊等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方，其西院，清代乾隆时为绵德府，后为毓公府；东院，清时为右翼宗学，民国时为松坡田书馆，曹雪芹、梁启超、徐志摩都曾驻足于此。但人们往往把这两个院子混为一谈。本文为此作些考辨。

明代宗学设置时间考辨

关于明代宗学开始正式设置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通过考证认为,"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皆无法成立。明代宗学的设置经历了一个过程,嘉靖初至嘉靖四十三年是明代宗学设置的探讨阶段,嘉靖四十四年,明政府将设置宗学写入《宗藩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为国家制度,然至隆庆三年,这一制度才开始得到逐步落实。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

宋代宗学考论

本文对两宋宗学、宫学文献记载混乱进行辨析考证,认为北宋时曾置专门的宗室教育机构——宗学,建立于北宋元丰年间,但废置不常;同时又有宫学,它不是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而是诸王宫学的合称,两者的管理机构与所招学生各不相同。诸王宫学招收皇室近属,宗学兼收皇室疏属,宫学地位高于宗学。南宋前期的所谓"宗学",与北宋宗学显然有别,它实际上是宫学,南宋真正宗学的建立是在嘉定九年(1216)。造成两宋宗学、宫学文献记载混乱的原因是宗室族属亲疏的变化:北宋原有诸王宫学,教育宗室近属子弟;到元丰以后,由于宗室繁衍,为方便疏属子弟教学,建立宗学;南宋初建,宗室近属几乎全被金国俘虏北上,因此,宗学、宫学的区分也失去了现实意义。绍兴十四年(1144)虽宫学,但也招收疏属子弟。到南宋中期以后,随着宗子弟重新繁衍,人口增加,适合疏属子弟就学的宗学才又重新建立。

清代宗学述论

清代宗学经历了由各宗亲王自行在府中修建管理到由国家设立两翼宗学统一管理的过程,表明清代统治者开始加强对满洲宗室的控制和管理。宗学备受统治者的重视与优崇,宗学生享受优厚的待遇,其入仕也比其他旗人更为容易。在清代所有官学中,宗学最提倡国语骑射教育,希冀保持满洲性格。皇帝认为宗室子弟应保持满洲风气,不强求他们学习汉文化,但实际上宗学生的满语骑射水平并没有加强,反而有了不学汉文化的借口,最终形成了宗室子弟浮躁的学风。虽然宗学也培养出了一些人才,但这与皇帝对其投入完全不成正比。因此,清代统治者希冀靠这部分人来维持以“国语骑射”所代表的“满洲之根本”是不现实的。

向祖宗学点“参谋术”

有人说：“给领导当参谋、提建议，只要你有真知灼见就可，你看诸葛亮、魏征就是。”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想给领导当个合格的参谋，仅有真知灼见还远远不够。诸葛亮、魏征等给领导当参谋之所以成功，客观地说，一半归功于他们的建议确属正确、高明，另一半当属幸运，因为他们的领导刘备、李世民是开明君主，胸怀宽广、从谏如流。

“蒜市口地方”、右翼宗学沿革考述

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石虎胡同右翼宗学、香山正白旗39号、白家疃、克勤郡王府、槐园等地或认为是曹雪芹的故居所在,或认为曾与曹雪芹相关,可以统称为曹雪芹"遗迹"。关于这些"遗迹"具体所指,或者是否可信,在学界一直存在众多争议,梳理这些"遗迹"的历史沿革对于厘清"遗迹"是否可信具有重要的辅助意义。相对来说,香山正白旗39号与克勤郡王府的沿革,学界已讨论得比较充分;白家疃所据材料《废艺斋集稿》尚存较大争议;槐园已面目全非,资料有限;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与石虎胡同右翼宗学两处与曹雪芹生平关系密切,且其沿革或存争议,或梳理得尚不够清晰,故本文主要就这两处"遗迹"做进一步考述。

宗学·觉罗学·八旗学堂

近年来，北京一些中小学组织校庆，一些历史较久的学校追溯校史，常提到某某宗学、某某觉罗学或某某八旗官学、八旗学堂。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都是清代建都以后，在北京为八旗子弟设立的学校的名称。八旗是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创建的制度，后来成为兵籍编制。清朝在北京建都后，在北京内城驻八旗。驻地分布如下：

黄一农教授等五位学者考察右翼宗学等处故址

2015年1月26日,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先生考察北京城区曹雪芹及其亲友所居与活动故址,《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主任兼中国红楼梦学会副秘书长张云编审、中国红学会副秘书长任晓辉先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兼《曹雪芹研究》副主编段江丽女士、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兼《曹雪芹研究》常务编委詹颂女士等四人偕同前往。五位学者考察了史料所载右翼宗学故址、敦敏与敦诚居所故址、平郡王府故址及蒜市口曹家故居故址等地。

守护语文的真义——阎宗学名师工作室风采展示

江苏省新沂市阎宗学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成立于2013年3月。工作室成员来自县域内不同层次学校的一线骨干教师。这些成员拥有母语教育的满腔赫诚，秉持“成事成人”的朴素理念，追寻守护语文真义的梦想。

“西园”、“虎门宗学”及其他——有关曹雪芹的资料一例

周汝昌先生在拟补曹雪芹佚诗三首中,涉及一些与敦诚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关的“西轩”、“虎门”和“英王”阿济格等故实。恰巧我最近在与雪芹同时的满族文人恒仁所写的《月山诗集》里,也发现了些与上面有关的资料线索,在此略作小述。

论明代宗学的教育教学制度

明代宗学教育制度,是明代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孕育、形成、完善三个阶段。宗学教育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现实针对性,集中体现了明朝政府的办学能力和办学智慧。

走出宫院:南宋宫学向宗学的转变

宫学与宗学是宋代两种宗室教育模式,两学设立的时间、宗旨和管理等各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南宋承北宋中后期以来的变化,最终实现了宫学向宗学的转变,这是朝廷宗室治理制度的理性选择,也是宗室走出王府宫院、融入社会的努力的结果。

北魏皇宗学与四门小学略论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设立专门面向皇族子弟的皇宗学。迁都洛阳后，又仿古礼立四门小学，设四门小学博士。作为皇宗学的延续，四门小学在北魏末期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北齐循北魏制度，设国子、太学、四门学，至唐代四门小学逐渐演变为大学性质的中央学校，不再针对宗室子弟，转为面向低级官僚子弟及一般百姓。

天山脚下胡杨颂 访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院长宗学军

宗学军,1966年3月出生,汉族,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1988年9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二庭、四庭庭长,现任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院长、四级高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