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庙乐词及通变

作为乐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宗庙乐,在清代得到了统治者的审慎对待。清代的宗庙乐词有太庙时飨六章与太庙大祫六章,在具体表现内容、句式特点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均为彰显皇权威仪的工具。此外,将清代宗庙乐词与前代相较,可以看出统治者继承前朝音乐以巩固统治,歌功颂德、上通神明以夸饰王朝,融入满族元素以标识民族特性的观念。

“乐府”七说——与袁行霈、李炳海先生商榷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两汉乐府诗”一章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笔者认为有不少地方是需要进一步斟酌的:(一)《大风歌》不是由乐府机关负责演唱的;(二)《安世房中歌》也是由太乐负责的;(三)太乐不管郊祀之乐,郊祀之乐是由乐府来管辖的;(四)汉乐府是武帝时始立的;(五)太乐主管的音乐并不是由前代留传下来的雅颂古乐;(六)乐府所掌乐章不一定以楚声为主;(七)“乐府诗”之“乐府”乃属泛称。

中朝礼乐思想之比较研究

同处于东亚地区的社会主义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朝鲜,不仅在某些文教政策上有相似之处,在传统礼乐方面也有着它们彼此相同而又相异的特点。在与周边国家的长期交往中,中国的孔儒文化同样被东亚各国,特别是朝鲜所接受,形成了东亚地区共同的音乐艺术特征。这其中,朝鲜就早在高丽时期从中国引进了礼乐中的雅乐并在朝鲜世宗时期将它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朝鲜自创式的、独特的朝鲜宗庙祭礼乐。本文通过两国礼乐思想之比较,以求达到两国礼乐思想背后所产生的在东亚甚至在世界上传统礼乐的影响和效果。

两汉雅乐之变迁:历史脉络的演变

探究雅乐演变的过程有助于清晰梳理两汉时期雅乐的发展脉络。在汉代音乐史的研究中,礼乐制度中的“乐”不仅承载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更与西汉儒生所宣扬的复古改制运动紧密相关。自西周以来,雅乐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雅乐作为宴乐的部分不再受到重视,而郊庙之乐成为雅乐的主体。通过辨析雅乐、宴乐与郊庙之乐的发展历程,可以探知两汉雅乐历史演变的一些线索。

汉代“以孝治天下”与乐府民歌

以宗庙曲《安世房中歌》为先导,“以孝治天下”成为汉代朝廷政策,为实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乐府民歌响应“以孝治天下”的朝廷政策,但多吟咏“孤子”问题;乐府民歌的寓言类作品,亦有吟咏动物界“养子”之事;此为乐府民歌对朝廷“以孝治天下”政策的民间发声,突出了“以孝治天下”中的父位缺失、为父不“慈”问题,以此提出朝廷如何“爱民如子”。乐府民歌与朝廷政策互动,体现出“以孝治天下”的不同重心,乐府民歌不仅仅只是让朝廷“观风俗,知薄厚”而已,而且有干预朝廷政策的主动性。

中国雅乐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承与变貌——基于宗庙祭礼乐乐队编制嬗变的历史背景与动机

作为朝鲜半岛雅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庙祭礼乐,其乐队编制在雅乐文化圈已经形成了具有朝鲜半岛特色的"雅唐乡交奏"现象。虽然现在韩国学界普遍认为朝鲜半岛的宗庙祭礼乐不间断地传承至今,然而笔者通过梳理其乐队编制多次嬗变的历史背景和动机,发现在宗庙祭礼乐的数次恢复和重建过程中,乐队编制的衍变是中国雅乐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转变中最显著特征之一。朝鲜半岛的宗庙祭礼乐乐队编制经历了"雅乡交奏"早期本土化转变、"雅唐乡交奏"完全本土化变貌、朝鲜王朝中期的三次重建和乐队编制缩减等中国雅乐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变貌过程,具有"变"的属性。宗庙祭礼乐在重建过程中,使用的乐器一直以三分损益法推算出十二律吕音高的律制为中国雅乐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承,具有"不变"的属性,这区别于现今中国雅乐重建工作中的乐器律制。

古代宫室制度与周秦汉“房中乐”索隐

从周《房中乐》及《燕乐》到秦《寿人乐》,再到汉《房中祠乐》,乃至后来的《安世乐》和《正始之乐》等宗庙之乐,前人史籍虽然注意到其间的密切联系与演化轨迹,却未能厘清这种密切联系与演化的意义和本质。究其实,房中乐的联系与演化都与古代宫室制度的房室结构与功用的演变紧密相关。房作为室旁夹室,古人于房中祭祀祖先神灵、接待兄弟宾客、行婚配之礼及生活起居,故周代房中乐与宗庙乐、燕乐、后夫人祷祀之乐相通,却于具体施行时又因等级之别有所不同,尤其是下层士人的房中祭祀乐与汉代房中乐一脉相承。秦时始皇信奉神仙长生之术,缘此将周《房中乐》更名为《寿人》。汉高祖唐山夫人制楚声《安世房中乐》及武帝求神仙方术而用乐,乃周《房中乐》、秦《寿人乐》之一脉延续。汉代重制房中乐,体现出汉代社会普遍的祖宗神灵、性与长生、治国安世的文化观念,从而形成了《房中乐》宗庙祭祀、燕享宾客、房中养生、安定天下的基本宗旨,成为后世《房中乐》壇变改造的礼乐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