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王制》“为汉制法”考——以西汉宗庙制度为例

《王制》是今本《礼记》中的重要篇目。综合该篇的文本内容与汉代史事,可证明《礼记·王制》文本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最终写定于西汉初期。而从其对西汉中后期礼制变革的影响来看《,礼记·王制》更是反映出一种颇具西汉时代特征的创制性构想,具有明显的“为汉制法”色彩,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西汉时期宗庙制度的沿革变迁之中。

试论考古发现所反映的中国早期宗庙制度若干问题

宗庙制度主要源于男性先祖崇拜。兴隆洼文化居室葬可视作宗庙制度的萌芽,而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群的“女神庙”略可认为是中国早期宗庙建筑的肇端。莫角山台城、陶寺宫城(陶寺中期小城王陵内可能有独立的宗庙建筑)、芦山峁及石峁宫城内可能是宗庙建筑、神庙建筑及其他宫殿建筑混置,是否有明确的功能分区,仅依据目前的考古学材料尚无法判断。二里头二期之时,二里头遗址宫城内可能主要是宗庙和神庙建筑,但至三期,西朝寝与东宗庙的对峙已比较明确,反映出中国早期宗庙制度的初步成熟。

北朝郊祀、宗庙制度的儒学化

北朝的郊祀、宗庙制度在北魏孝文帝之后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逐渐儒学化，即以儒家和制思想为规范；二是在儒家和制思想的具体应用上，逐渐统一采用汉代郑玄学说。这一变化，同整个北朝儒学的发展相一致，反映了北朝政权，特别是北魏政权汉化的历史进程。

试论考古发现所见的商王室宗庙制度

从偃师商城至洹北商城,再至洹南殷墟,商王室都城宫城宗庙区的布局原则高度一致,继承因袭之迹非常明显。偃师商城宫城宗庙区为南(王国先王供奉处)、中(方伯先王供奉处)、北(河六示供奉处)三元构成形式,洹北商城宫城宗庙区为南(王国先王供奉处)、北(方伯先王供奉处)二元组成方式,洹南殷墟宗庙区复为南(早期王国先王供奉处)、中(中期王国先王供奉处)、北(河六示及方伯先王供奉处)三元布局。商王室宗庙区建设一直奉行分群成组的原则。据传世史籍可知,东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及明太祖朱元璋等帝王开国即立四亲庙、且子孙遵循续立成为制度,考古发现这在商汤大乙开国之时即有,并且也被商王室长期坚守。历代商王皆为其生父独立设置亲宗(庙)。而累积四或五世以后,商王室则阶段性地构建宗庙建筑组合,供奉时王祖父以上至高祖之祖间四代或五代神主。宗庙建筑组合可能采纳直线顺排的方式自西向东、自早至晚布列诸神主庙室。晚商殷墟比较盛行五位前后相继庙主庙室成组制度。此五庙成组制度直接影响到周王室的宗庙设置规则。如周王室京宫与康宫之内均分别设置五代先王之庙室。

试析五代的宗庙制度

宗庙制度是礼制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相关理论、历代沿革、庙制改革的政治和社会原因,特别是部分学者从宗庙制度的角度探讨统治合法性、皇权扩张,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的宗庙制度中区别于汉族政权的民族性问题^([1]),刘惠琴曾谈及北朝前期的庙制与其固有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生活习惯相关^([2]),赵永磊也有类似观点,但他更关注北魏利用宗庙制度塑造其正统性的一面,即在南北朝正朔相争的背景下,北魏道武帝在开国之初便设立包括太庙在内的国家祭祀制度“彰显出对华夏正统的追求”^([3])。上述观点对本文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

曹魏皇家宗庙制度经历了五庙到七庙的过程。有诸侯宗庙之名而具天子宗庙之实,是曹氏宗庙区别于一般诸侯宗庙的根本特征,这种特殊的诸侯宗庙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魏明帝建立七庙制度及迁毁机制虽然主观上是想把儒家经典记载的制度变为现实,但其本身却含有破坏这个制度的因素。两晋宗庙制度既继承了曹魏制度可行的经验,也摒弃了曹魏制度不合理的部分,因而呈现出比曹魏更加成熟完善的特点。在两晋日渐成熟的皇家宗庙制度的影响下,南朝皇家宗庙制度具有七庙制受到高度重视、维系皇帝大宗、确立太祖独尊地位三个特点。北魏前期宗庙制度祭祀祈福的色彩远远大于礼仪制度色彩。孝文帝的太和改制,是北魏前期宗庙制度向五礼制度下的宗庙制度转变的关键。曹魏、两晋、南朝、北朝各个时期皇家宗庙制度各有不同的形态,各种形态的背后,或有当时社会政治原因或有文化背景的作用和影响,各种形态之间,也有着继承、发展、相互影响的关系。

西周金文“京宫”“周庙”“康宫”考辨——西周宗庙制度研究之一

本文结合新出材料,对西周金文中的"京宫""周庙""康宫"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周金文中所见"京宫"在周初武王时应包括二宗庙:太王、王季,周康王之后"京宫"不再出现。周初武王取得天下后立文王之庙为"周庙",成王时"周庙"含有文王、武王二庙,康王时"周庙"含有文王、武王、成王三庙,到穆王时"周庙"则形成仅有文武二庙的"周庙"并成为周代世世不毁的太祖太宗之庙。西周金文中"康宫"是西周王宫之名,含有"康庙""昭宫""穆宫""?(夷)宫""剌(厉)宫"等,同时还含有文武王的"周庙"。西周中晚期的是文武王"周庙"加近亲父亲、祖父、曾祖父三庙而为五庙,加始祖后稷及"所自出之帝"的帝喾共有七庙。西周晚期"康庙""昭宫""穆宫"当祧入太庙而未祧的现象是另有其因。

西周春秋诸侯宗庙制度研究

有关西周春秋时期的宗庙制度,战国秦汉文献均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或二庙,但关于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所涵内容却众说纷纭。今以西周春秋时期的古文献、金文资料以及考古发掘的天子诸侯宗庙遗址,可知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卿大夫代代更替的近亲三庙是父考庙、祖父庙、曾祖父庙,这是古注疏皆未言及的卿大夫之上世世屡迁的三庙制,其有古文献、西周金文、考古资料以及宗法制度方面的坚实证据。诸侯或周王朝公卿重臣有同姓和异姓之别,同姓诸侯或公卿五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的基础上加上某位所自出的先祖周王以及始封祖;异姓诸侯或公卿则是始封君及继位的世宗。由此组成的五庙制,虽庙数与战国文献记述相同,但内容完全不同。

西周春秋诸侯宗庙制度研究

有关西周春秋时期的宗庙制度,战国秦汉文献均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或二庙,但关于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所涵内容却众说纷纭。今以西周春秋时期的古文献、金文资料以及考古发掘的天子诸侯宗庙遗址,可知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卿大夫代代更替的近亲三庙是父考庙、祖父庙、曾祖父庙。

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东汉初期 ,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 ,宗庙之制有所变革 ,表现为 :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 ;除殇、冲、质、灵四帝外 ,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 ,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 ,在蔡邕建议下 ,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曹魏前期礼制的推行与损益——以皇室宗庙为例

曹魏政权的礼制推行有政治上的目的,受既成文化环境制约。皇室宗庙制度因关乎曹魏政权的政治目的,得以优先推行。该制度的形成对前代制度既有继承也有损益,以切合时用为准,并不一味尊古。搁置严守周制的郑玄学说,以"事兼长远"的王肃学说为指导,建立起具有双重庙制特点的七庙制度。曹魏前期君主崇尚法家,力行集权,所以在其礼制推行过程中呈现出"以权易礼"的随意性,值得留意。

徽派建筑的文化意蕴

古徽州,含今天的歙县、黟县、祁门、休宁和绩溪、婺源六县.其中,绩溪已属宣州市,而婺源则隶属于江西.自宋朝至清朝中叶,以上述地区为核心,形成了光彩夺目的地域文化--徽州文化,它包括新安理学、新安画派、篆刻、版画、医学、徽剧等.尤以徽派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重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先生做《殷周制度论》,以卜辞材料论证"殷以前无嫡庶之制",为古代宗法制度研究上的一大发明。但此文以晚出的宗法理论材料与卜辞材料做对照研究,认定立子立嫡之制起于周初,为周公所创,是为"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存在一系列失误。商代宗法的基本体制应是依父系分族而仍依母系分宗,周初尚大致承此体制,而与晚周宗法大不相同。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也不是历史实情。

昭穆制新探

昭穆制起源于上古贵族依母系分宗传统,其核心是一夫多妻制下三代之间的本生关系,原则上系于祖母而不系于祖父,但实际三代亲属关系仍系联于父系宗法。其主导机制是夫妻同昭穆,古文献所见祖孙同昭穆、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等特征都由夫妻同昭穆连带而来。体现于宗庙制度,即昭者恒为昭,穆者恒为穆;当太祖位次变动时,则昭列与穆列各自递补。昭穆制的宗法基础是贵族诸妻及其诸子均不分嫡庶,否则昭穆制即发生动摇。后世衍传的昭穆制发生质变,已非原初意义上的昭穆制所能规范。

论曹操家族门风及其影响

汉晋之间,世风与士风剧变,渐尚“通侻”。究其原因,与曹魏统治者之身体力行及其政策不无关系。曹操父子行为举止皆不严格遵守儒家礼法,主要表现为“为人佻易无威重”、“不治威仪”;在宗庙制度等方面不守典制,丧不废乐,甚至倡言“猎胜于乐”,游猎无度;在婚姻制度上则“自好立贱”。曹氏父子之所以如此,不仅与汉末以来社会文化变化的大背景相关,而且与曹氏出身寒门的文化特性及其喜好直接相关。作为统治者的曹氏父子崇尚“通侻”,必然影响到其用人政策与文化取向,蔚为风气,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魏晋之际文化风尚的变化。

论所谓昭穆制

主要取材于春秋列国史书、约成书于战国早中期之际的《左传》《国语》中所见“昭穆”,其义即同姓男性宗族成员间之“辈分”,作为修辞手法,或使用“甲之昭”与“乙(即上边之‘昭’)之穆”上下相应之文句形式,此时之“昭”“穆”即相当于称子辈。礼书中约成于战国中期以后的篇章与汉人注释,除仍保留以上文义外,更将“昭穆”解释为每个男性宗族成员固定的表示辈分的名次或身份,隔代轮回,即所谓昭穆制,并相应地释为宗庙、墓葬的排列规则与祭祀时用尸之制。这种所谓昭穆制已与“昭穆”初义不尽合,并且在迄今所见金文及考古发掘、调查资料中得不到确切的证明,应视为战国中期至汉代时儒家缘于其强化礼治、伦理观念以维系社会政治秩序及宗法等级秩序之理念,对“昭穆”之义做的引申与演绎。

神主序列与皇位传承:北齐太祖二祧庙的构建

北齐庙制在实现由诸侯四庙到天子七庙的升格后，太祖二桃庙成为影响北齐宗庙格局的关键性因素。太祖二祧庙最初由高洋基于郑玄学说而设定，在北齐皇位继承制由盛行的兄终弟及制向父死子继制转变过程中，太祖二桃庙由孝昭帝所定三祖庙（高欢、高澄、高洋）变更为齐后主所立三祖庙（高谧、高欢、高湛）。齐后主所立三祖庙，不过承用武成高湛天统改制之意。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高湛以高谧为太祖的具体原因，目前有限的史料表明或在于彰显高谧北徙怀朔，开启北齐之功业，而高湛更以高谧为太祖，太祖世次自高欢上推二世，并未降低高欢在郊庙中的地位，凸显出父死子继制的正当性，同时也拉近了宗室血缘关系，显示出高湛笼络宗室的初衷。

西周春秋周王级庙制研究

从西周春秋时期的古文献、金文资料以及考古发掘的天子诸侯宗庙遗址来看,西周春秋时天子诸侯代代更替的近亲三庙是父考庙、祖父庙、曾祖父庙。周天子实行七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之上加上周文武王“周庙”以及高祖上帝、后稷庙。西周春秋时期鲁国经周王朝特许,实行七庙制,是在近亲三庙制加上太庙周公庙、世祖伯禽庙以及郊祭上帝、后稷等四庙。云塘、齐镇西周建筑遗址应是西周后期修建起来的西周两座王室宗庙群,齐镇宗庙群是西周王室近亲曾祖父、祖父、父考三座宗庙,云塘宗庙群可能是王室重臣一座近亲三庙,这为周代近亲三庙制提供了考古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