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后现代的乌托邦?--赫勒与费赫尔对弥赛亚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乌托邦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仍然包含重要的乌托邦因素。20世纪初的非正统思想家假借该乌托邦因素建构了"弥赛亚的马克思主义"。然而,赫勒和费赫尔深刻揭示了弥赛亚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救赎的乌托邦"的弊端,同时又继续捍卫乌托邦传统的思想遗产,提出了一种具体形式的乌托邦,并在社会被强加了一种特殊价值立场的条件下探求多种乌托邦愿望共存和发展的条件。本文第一部分考察了弥赛亚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探讨赫勒和费赫尔批判救赎的乌托邦的具体情况;最后用理性乌托邦的概念讨论赫勒和费赫尔对可行的乌托邦主义的建议。

弥赛亚主义的革命实践:布洛赫和本雅明

布洛赫和本雅明都是从批判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和启蒙思想来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的革命实践赢得空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布洛赫最终把他的带有救赎色彩的音乐总体性转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本雅明对政治的模棱两可态度使他的弥赛亚的救赎难以真正接近马克思主义,并最终走向了无政府主义。无论如何,他们把革命与宗教结合起来的尝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理解。宗教不光是忱于幻想的,它还是指向未来的希望。其旨趣仍在于实践,当下时间打开了革命—救赎之门。

批判与创新:论弗兰克新宗教意识理论

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新宗教意识思想之后,与他同时代的众多知名思想家参与到对新宗教意识的思考、探讨和争论中,推动了白银时代新宗教意识文化思潮的涌现和俄国宗教哲学复兴,使俄罗斯哲学走向世界思想的舞台。其中,谢·弗兰克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新宗教意识概念、新宗教意识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自己的新宗教意识理论。弗兰克的新宗教意识理论推动新宗教意识文化思潮的形成,为其注入新的精神力量,更为俄国宗教哲学的繁荣做出了相应的理论贡献。

乌托邦的宗教维度与中国当下小说信仰救赎的可能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的解读侧重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拘泥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结论,鲜有对他作为"一个献身于自己的宗教和原则的殉道士"角度的描述,也未充分阐释《乌托邦》的宗教根基。由于抽离了乌托邦社会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乌托邦就注定在当代中国沦落为抽象的"空想"与阿里斯托芬所说的荒诞的"梦的国家"。借助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乌托邦意识"的概念,可帮助我们恢复对乌托邦功能的认识,并以此为中国当下小说乌托邦的未完成性把脉。

对弥赛亚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析

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社会危机,西方学者尝试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寻求神学的支撑,以达到“历史逻辑”与“弥赛亚”的统一来解决现代性问题。他们通过西方思想界对马克思较为固化的观念,以“非历史性”的方式处理马克思经典文献,框定马克思思想的特点,弱化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与科学性。面对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式解读,我们需从唯物史观视阈重新审视弥赛亚式马克思主义,以彻底揭示其理论的迷惑性,廓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认识的种种迷雾。

揭开“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与唯心主义历史构思”的迷雾——对K.洛维特对马克思的批判的批判

洛维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一种以国民经济学语言表述的基督教救赎史观;宗教批判是唯心主义的历史构思;现代性虚无主义思想根源于历史哲学进步观,包括马克思的进步观;要克服虚无主义,就要回复到古希腊的历史自然观,这是历史观和思维方式的双重倒退。马克思所讲的历史进步是在劳动过程中“自然史”与“人类史”互构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购买关系的介入”所导致的人与外在世界关系的全面断裂,必须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得以修复。这种进步观是对思想史上各种历史进步观的扬弃,为克服虚无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持和现实出路;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揭示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克服这种颠倒的世界意识的出路,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