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

《金瓶梅》与《红楼梦》都采用超现实宗教人物来预言或归结人物性格命运,表达一定的思想内涵,也都写到了形而下的宗教活动和世俗化了的宗教人物。不过《红楼梦》作为雅化的世情小说,其宗教书写更具有美学意味,三个神话具有空灵超越之美,是对神仙美学的继承与发展,使之具有了审美功能,并重建了神圣的品位。相比之下,《金瓶梅》中的得道高僧高道并没有为该书提供超逸的品位,而只具备叙事学上的预叙——总结功能;由于主体故事体现出正视人欲的态度,与因果报应框架构成强烈矛盾,还解构了宗教神圣形象,这与全书的审美品位是一致的。关于小说中各自的男主人公形象的宗教书写印证了这一区别。最后,《金瓶梅》的宗教书写更坐实,《红楼梦》则更灵巧。

调和的意义:《莱拉》中罗宾逊的宗教书写

美国作家玛丽琳·罗宾逊通过2014年出版的小说《莱拉》对自己的虚构作品写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莱拉》的女性主题继承了罗宾逊一贯的偏向保守的路线,表达出作者对于激进女性解放运动的反思.在当代后世俗语境下,罗宾逊坚持向读者展示加尔文主义灵活、人性的一面,强调“个人的神性”,即以个人体悟接近宗教的路径.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个人空前的孤独感,但是这种孤独感在美国文化中与个人主义相联系,突出了精神内在的积极意义.

论甘耀明小说的宗教信仰书写

甘耀明是中国台湾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涉及大量的宗教信仰书写,涵盖原始祖灵信仰、佛教和道教信仰、崇敬神祇的民间信仰、基督教信仰、神道教信仰等,这些宗教信仰之间存在多重互动的关系。甘耀明在多重宗教信仰的互动关系中展现台湾地区民众的复杂心理,探讨台湾地区民众的个人生存发展困境。甘耀明小说对宗教信仰世俗化、平民化的处理,实现了对历史纠葛的消解和对神秘宗教的解构,重构了真实的庶民生活画卷。

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

与文化承载人口较多的民族相比,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及现代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往往发生流失,甚至存在消解的风险,族群身份认同问题日益凸显。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的基本资源,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常设话语。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只有在民族性与现代性对话的基础上,才能使其宗教书写完成一种以民族性为基本形态但又指涉着人类共同历史领域的新的叙事身份,并通过建构一种特定民族性诉求与一般性人类价值意向的张力模式,而使其在现代性生活历程中具有表述边缘民族的话语权利。克制过度张扬的民族本位的单向度诉求,力戒局限于自我民族价值体系的单边叙事现象,以一种对话的、开放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致力于普世性价值建构的宗教书写,才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宗教书写的未来。

传统与现代:芥川龙之介的宗教文学创作

有着“东方卡夫卡”之称的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文坛领军人物。1927年,芥川自杀离世,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的终结和现代文学的开端。芥川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但无法调和现实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他亲近佛教,具有深厚的佛学修养,但在“现代”语境中,必须关注日渐走近的西方基督教,最终使自己迷失于“东方与西方”“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芥川在其文学世界中对佛教、基督教有大量描写与议论,表现出他对佛教、基督教的复杂态度。芥川龙之介的宗教文学创作是我们探究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对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佛教人物形象塑造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与佛教文化存在多层面关联,其中佛教人物形象具有独特性格内涵与审美价值。佛教界和文学界主要有三种创作导向:宗教性书写重在弘演佛教人格与信仰体验,艺术特色不够突出;批判式塑造多从现代人文价值、科学理性、民族国家建构等维度展开;审美化运用以佛教人物支持文本建构与意义创造,后两者艺术风格较丰富。从文学史来看,佛教人物形象的批判式塑造影响较大,三种导向共同丰富了现代文学的人学内涵与艺术经验。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堡的发现

彼得堡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创作的重要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二十多部城市小说的创作。彼得堡构成了作家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刻意书写城市问题或者城市生活,作家笔下的城市呈现的主要方式在于思想与灵魂:是心灵对话的释放地,是宗教书写的注解;是完成哲学辩论的空间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