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传统会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吗?--基于组织成熟度的调节作用检验

风险承担是企业投资决策最重要的选择之一,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正式制度对其的影响路径,却忽略了宗教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文章以2007-2015年期间的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地区宗教传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果,以及组织成熟度对这一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所在地宗教传统越强,其投资决策更加保守,即风险承担水平越低;第二,组织成熟度有助于缓解宗教传统对风险承担的负向作用。文章将宏观地域文化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提供了宗教传统与企业决策行为之间的证据,有助于加深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与企业决策之间关系的理解。

宗教传统、法治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角度切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即测试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宗教传统是否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外部法律环境下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取200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区宗教传统氛围越浓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且上述关系在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宗教传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有所削弱,这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转轨经济体运行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可以唤起学界对宗教这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转轨经济中作用的重视。

早期罗马宗教传统的特点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直是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古史研究者对古代的宗教与社会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这里发表的五篇文章分别表达了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刘家和认为,比较研究还应继续做同中察异的工作,就宗教与历史之关系而言,中国的三代与古代希腊、罗马本来各不相同;但不论前者的邦国,还是后者的城邦,都有自己的守护之神,这点又是相同的;可是在此之上,前者还有天或皇天上帝,后者则无,原因之一是由于前者在地上有最高的天下共主,而后者则无。杨共乐认为,敬重神灵,墨守礼仪,以敬神束缚民众,以礼仪统一思想,是罗马早期宗教具有的明显的目的性;敬仰民族神明,宽容外邦神灵,又使罗马的宗教传统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开放性;早期罗马的宗教传统是多神崇拜但有秩序,宽容外神但有原则,主要表现在新的外神从未渗透到罗马旧有宗教的核心,后者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刘林海指出,基督教最初并非罗马的唯一选择,其优势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确立的;罗马传统宗教自我更新的失败则把基督教推向了国教的地位。蒋重跃对《新约》的道德金规则与《论语》的忠恕思想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都主张博爱。但《新约》的金规则只有肯定式的表达,因为基督教的博爱来自上帝,上帝是无限的,上帝的爱也要无限地向外推出去;《论语》的忠恕思想则既有肯定式,也有否定式的表达,由于儒家的博爱来自人自身,人是有限的,所以人类之爱既可向外推出去,又要向内加以限制。这是二者最根本的差异。王献华在分析雅各布森的相关作品的基础上认为,对早期两河流域宗教的研究和对早期两河流域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合二为一的学术进程;在早期两河流域宗教研究中,神灵史的路径可以认为是下一阶段的学术方向。

宗教传统、公司治理与社会激励

宗教传统对公司财务和社会激励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属于经济学、财务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范畴。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本文首先剖析了宗教传统对个人行为和企业管理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宗教的公司治理约束和社会激励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尤其是宗教对财务违规行为、投融资行为及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研究的难点及研究展望。

科学传播与西藏宗教传统的冲突及调适

科学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与科学传播密切相关的是文化现代性的话题,也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宗教传统是西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梳理了科学传播的基本概念,通过分析科学传播与西藏宗教传统的冲突性与可调适性,探析科学传播在西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壮族宗教传统与宗教经文的叙事风格

以《布洛陀》为代表的壮族宗教经文的叙事模式有别于一般的民间叙事诗和民族史诗,其特殊性与壮族的宗教传统密切相关。以巫为主,道释兼容的宗教传统,产生了《布洛陀》等宗教经文的世俗阐释,而"亦道(僧)亦俗"的演述者身份,营造了亦庄亦谐的表演场氛围,同时也就出现了亦文亦野的歌唱性文本。

宗教传统、制度环境与地区官员腐败

腐败与反腐败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除了制度监管与党纪约束外,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也对官员行为与权力寻租形成重要约束。与以往围绕经济发展、政治结构、法律制度等视角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重点考察宗教传统及其隐性约束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治理效果。基于1998~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传统宗教文化对抑制腐败产生了积极作用,地区宗教文化越发达,官员腐败程度则越低。同时,与道教相比较,佛教文化的腐败治理效果更明显。我们还发现,宗教传统与制度监管两种不同力量在防治腐败中存在替代效应：制度环境越落后的地区,宗教传统抑制腐败的积极效果越突出。

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主要动态

从本质上讲,西方学界对中国社区宗教传统(communal religious traditions)的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具雏形,八九十年代后则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在广泛收集资料之外,学者们也开始思索用什么样的分析结构来进一步阐释社会与宗教活动的相关性。对于宗教在社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学者们形成了如下共识:地方崇拜是权力的三角形网络中心(包括官员、精英和神职人员)中的一个主要节点,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历史一直与国家政策、制定政策的皇帝和高级官员以及处理政策执行问题的地方官员和精英们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而现代政府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则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中国现代时期政府和宗教之间关系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由此成为争辩的一大焦点。有关中国宗教传统最早的研究中就有一些是围绕教派主义运动展开的,另外一个长期令西方人感兴趣的话题则是中国的秘密会社,众多学者在这些领域内也贡献出了有价值的论著。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宗教传统探析

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传入美国并逐渐兴起。美国与欧洲之间特殊的历史关系导致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文化成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背景和载体,文学则成为宗教文化的表现方式和手段,宗教文化和文学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彼此产生重要影响。

儒教与宗教传统的一以贯之性

中国的文明是连续的,这一点也很好的表现在宗教上,儒教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教,是在中国的宗教传统中孕育而生的,所以它们之间是一以贯之的,它们之间的一以贯之性表现在方方面面,我国宗教的至上神观念也是其中的一个体现。本文以至上神为例,对儒教与宗教传统的一以贯之性进行了阐述。

古代中国的制度文化与宗教传统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政治制度和宗教都是社会大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在古代的中国，宗法性的专制政体制约和规范了中国传统宗教的形态、走向和命运。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对我同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关系作一初步探索，以期有助于深化对我国文化传统的认识。

国情新酌——中国宗教传统微弱论质疑

通常认为汉族社会宗教传统微弱,文章认为这是对中国国情的重大误解;按正式加入宗教组织的人数统计信徒,根本无法反映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中国传统宗教的发展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灿烂的宗教文明是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清理,批判地继承;当前应该让宗教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宗教传统与宗教他者——弗雷德里克的宗教对话思想

宗教对话是当前宗教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前沿问题。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认为,宗教对话首先要坚守宗教传统,其次要承认宗教差异,并向宗教他者开放。他以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话为例具体阐释了这一问题,这一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对话理论为宗教对话提供了新的视域。

古希腊宗教中的“福地”——从荷马宗教传统到埃琉息斯秘仪

“福地”是指古希腊宗教中描绘的人的灵魂所居的幸福之地,也称“福岛”,但在古希腊人不同的宗教传统中“福地”有着极大的区别。在荷马宗教传统中,“福地”属于与奥林波斯神有亲缘关系的特殊群体,但是在埃琉息斯秘仪中,“福地”是任何生前参加了两位女神秘仪的人的幸福之地。前者反映了奥林波斯崇拜体系对现世生活的关注,后者则体现了秘仪对“来世”幸福的许诺。

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

目前公司治理研究对法律及管制等正式制度较多关注,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较少,本文探讨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宗教传统对公司治理的影响。选2000年至2009年为观察期,以公司违规、盈余管理、审计意见类型衡量公司治理水平,检验了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宗教传统对其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宗教传统越强,其越少发生违规行为,也更少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宗教传统亦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并且,上述关系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更为明显,表明法律制度(正式制度)与宗教传统(非正式制度)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本文提供了宗教传统可以显著提高公司治理质量的正面证据,拓展了对新兴和转型经济体(特别是在法律薄弱或后发国家)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以及其与正式制度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

地区宗教传统与民营企业创始资金来源

因为新创弱性和合法性不足,民营企业创立时的资金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资金提供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或情感联结。相比于成熟企业,创业企业很难获取正式制度和资本市场的支持,从而非正式的制度、文化、传统在创业企业创立和成长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第九次私营企业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考察宗教信仰与企业创始资金来源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宗教传统越浓厚,民营企业创始资金来源构成中来自创业者个人的出资比例越低,来自家族外部成员的出资比例越高;而有宗教信仰的创业者则会吸引来自家族成员的更多出资,同时其个人的出资比例会有所降低。因此,宗教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创业者的宗教信仰影响着对创业者个人信任水平及其与家族的情感联结,这可以部分缓解创业企业获取创始资金时的信息和代理问题。

宗教传统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信息披露”和“管理自律”的双重视角

宗教传统作为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在我国股市跌宕起伏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研究了宗教传统这一非正式制度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基于地理临近性度量法和GSS调查问卷衡量上市公司所在地宗教传统氛围的浓厚程度。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所在地宗教传统氛围越浓,则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低;进一步,通过"信息披露"和"管理自律"双重视角的路径检验发现,宗教传统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效应主要通过"管理自律"视角下的投资路径传导,而"信息披露"视角下的信息路径和"管理自律"视角下的税收路径并不存在。最后,本文还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正式制度)越薄弱的地区,宗教传统(非正式制度)在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方面作用越显著,这表明,宗教传统与正式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替代性治理作用。本研究有助于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理解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这不仅丰富了宗教传统的经济后果研究,也对稳定股市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宗教传统与资本市场会计研究:文献述评

近年来宗教正在成为一种"显学"。特别是随着宗教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宗教文化现象受到广泛关注,构成了当前公司治理研究中的新兴领域,对理解非正式制度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为此,本文对过去十多年来取得的研究进展做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发现宗教在资本市场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对其作用的理解尚显粗浅,缺乏系统性认识,并提出了相应未来研究启示。宗教传统对理解我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环境、完善家族企业治理、推动新三板市场和小微企业发展等具有积极意义。

本土宗教传统与公司避税--基于我国34100座寺院和8349座宫观的实证研究

基于手工搜集的我国34100座佛教寺院和8349座道教宫观的地理位置数据,本文探讨了本土宗教传统对公司避税的影响,以及反腐力度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注册地的宗教传统负向影响公司避税。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后,上述关系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注册地的宗教传统通过提高管理者的道德意识和强化管理者的风险规避倾向两条机制抑制了公司避税。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反腐力度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则削弱了上述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区分企业性质后发现,宗教传统对公司避税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

传统的再生与社会变迁中的民间宗教——评《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民间宗教信徒的田野研究》

一社会演化与宗教传统的形变 对于宗教的思考是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在于经典理论所讨论的＂基督教文明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现代社会中原有的宗教模式如何变迁＂的学科初始问题。进一步来说,这一初始性问题可以表述为,由宗教自身的性格出发来观察思考宗教对其嵌身之社会的意义,以及将社会的构成作为外在条件,进而探讨由此外在条件变迁而导致的宗教自身如何形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