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元全真高道辞世颂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由于教主王重阳的刻意倡导,辞世颂的书写在金元时期成了全真教道士辞世的一大传统。这些辞世颂以其独特的宗教理念、宗教情怀和文学意象锻造了自身的教派文学标志,体现了道教史和道教文学史上的新变化。辞世颂的创作揭示了道教教义的新发展、反映了全真教对形神关系的新思考,全真教的文学书写成了道教建构信仰认同乃至教派认同的重要手段,其对文学表现手段的经营让金元全真教文学登上了道教文学史的巅峰。

贝施特和智顗论“恶”的宗教价值——兼谈宗教中的“善恶”观念

谈“善”论“恶”是宗教中的永恒话题,但宗教中的“善恶”并非仅仅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恶,而是包括宗教修持意义上的“善恶”。一般而言,“善”是有助于宗教修持的,但是贝施特和智靑却分别站在犹太教和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立场揭示了“恶”对于宗教修持的积极作用,阐明了“恶”的宗教价值,尽管他们所说的“恶”的内涵不同。其中贝施特主张“恶”中分有“善”的神性,通过“恶”可以回归上帝;智靑主张“恶”中本具“善”的“实相”,通过观“恶”的“烦恼心”可以达到解脱。可以说,在“恶”的宗教价值这个问题上,贝施特和智靑进行了一次跨宗教的对话。

从传戒制度的演变看佛教中国化的时代命题

在佛教戒、定、慧三学的修习体系中,戒被奉为成就之基。僧团的传戒对求戒者而言就是受戒,此传戒受戒的宗教行为是佛教修行者身份认同乃至宗教修持的逻辑起点,因此传戒制度在整个佛教制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像印度佛教传戒法从佛陀创教时的"善来比丘"法最终演化为具足法、事、人、处的"白四羯磨"传戒法仪一样,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国佛教传戒制度经历了从初传时期声闻戒法的简单授受到宋代于小乘声闻戒法外别受大乘菩萨戒,再到明清时期一期顿受大小乘戒的"三坛大戒"制度演变。这一历史演变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相表里,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表征与结果,也是佛教中国化在礼仪制度层面的动力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