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牧区稳定与发展中的权威分析——以基层政府权威和宗教权威为例

本文从马克斯·韦伯的权威分类法出发 ,结合对康定县塔公乡的实地调查 ,以求助模式为具体指标 ,比较了藏族牧区主要的传统权威“藏传佛教权威”和法理型权威“基层政府权威”的现状 ;指出政府权威在维护社区秩序和稳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 ,宗教权威作为传统权威主要体现于生活方面 ,在秩序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功能 ,而加强基层政府权威和继续发挥宗教权威的传统功能是促进地区发展的途径。

宗教权威型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实践——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机制的纠纷解决主体仍然主要为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威,只是两种权威在各地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有所不同。非制度化的宗教权威解决纠纷的作用已慢慢弱化,如羌族的端公、彝族的毕摩等。即使是制度化的宗教权威,如藏族的活佛等,一般也是受当事人的委托而被动介入纠纷解决的,并不是所有纠纷都要邀请宗教权威介入。宗教权威纠纷解决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影响其功能发挥的社会因素有社会组织与民众的宗教信仰,也与关系距离与理性选择有关。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其作用主要停留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

国家权威阴影之下的宗教权威——以甘青藏区纠纷调解为例

甘青藏区基层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国家权威,而且还有宗教权威,这两个权威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以国家权威为主导、活佛等宗教权威人士参与作为藏区群体性纠纷调解的基本模式,单一的国家权威或者宗教人士权威都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宗教权威应该在国家权威阴影之下调解纠纷,这是维持甘青藏区国家权威与宗教权威理性模式。

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关系及其对中世纪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自始至终都会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中世纪起的西方音乐,从基督教音乐文化的产生到格里高利圣咏成为西方教会唯一的仪式音乐,从复调音乐的兴起到世俗音乐创作的繁荣,无不与世俗权威对基督教的影响相关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俗权威与基教教的关系影响了整个中世纪西方音乐文化。

“历史镶嵌”:宗教权威分析的新视角

本文以中国佛教为例,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历史文化如何影响宗教权威的建构及形成?本文尝试以"历史镶嵌"作为新的分析视角,对宗教权威进行研究。通过"历史镶嵌"视角,可以发现,在历史上,中国化的佛教权威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与世俗权威平等的地位,需要在世俗权威的庇护下,才能获得合法性和神圣性。佛教的宗教权威除了受到特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影响外,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的镶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宗教权威视角下的宗教组织变迁——对湘北某基督教堂的个案研究

大街教堂是地处湘北某地的一个基督教堂,自1999年成立以来,迅速发展成为当地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堂。但是,大街教堂在当地取得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与其他基督教教堂和宗教管理部门之间发生了诸多复杂而有趣的互动现象。本研究在详细阐述大街教堂的发展历程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尝试从"宗教权威"视角来理解这一宗教变迁,并以"宗教权威的建构与表达"为概念工具来把握个案。最后,本文提出了"宗教权威"的定义,并对其加以了进一步讨论。

宗教权威与精神秩序

法律作为人类交往秩序的规范前提,其运行的外在动力须借助于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世俗权威还是神圣的宗教权威。而内在动力须依赖于精神,即交往主体的精神需要,是构成人们交往行为有序展开的逻辑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秩序,归根结底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建制,精神秩序是行为秩序的前因。其中宗教权威每每将外在权威和内在精神秩序有机地合二为一。宗教权威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构成国家正式秩序,也可能构成民间非正式秩序。

宗教权威的建构路径研究——来自W市基督教会的启示

宗教权威是指教会与外部组织的互动和博弈能力及其与内部成员的沟通和动员能力,不同类型的教会其建构与表达宗教权威的路径有所不同。文章从"宗教权威"这一概念出发,在借鉴韦伯权威理论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基督教会所属类型及其具备的不同特征出发,将基督教会建构宗教权威的路径分为传统型、自主型和魅力型3种类型,并分别选取个案加以阐释,可望对解释中国宗教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有所裨益。

原生性宗教权威人物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以凉山彝族（诺苏）的“毕摩”为例

原生性宗教作为产生于族群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中,与该群体伴生共长的、植根于传统社会、文化和习俗中的信仰形态,它往往处于一个族群文化、信仰的“底层”,具有原初性、弥漫性、嵌入性等特性.作为一种与本土性社会文化体系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宗教系统,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宗教（世界性、创生性等）的种种特点：它往往不具备独立的组织与制度,原生性宗教的信仰群体即是族群本身,它没有超越于族群边界之外的信仰者,也没有独立于社会结构之外的、高度组织化的教会类组织.它的观念体系、信仰系统和仪式实践与产生它的人类群体的社会组织制度和文化形态紧密结合,弥漫、分散、嵌入在其他社会面向之中,成为该群体社会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巫师或祭司”这样的卡里斯玛式的专业神职人员是原生性宗教中神圣世界的代表,是圣俗两界的沟通者与联结者,也是原生性宗教的核心与权威人物.在过去,这种专职的祭司或巫师式的人物往往还与血缘群体的世俗权威一酋长、头人式人物共同构成族群社会的核心权力层,而在社会结构与制度遭到改变之后,依然延续着其特定的权威.本文针对原生性宗教这样一种特殊且重要的宗教类型,以凉山弈族（诺苏）的宗教权威人物——“毕摩”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原生性宗教权威人物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其他宗教权威人物的差异、与不同权威主体（世俗权威或地方精英）的互动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与回应,以探究原生性宗教权威人物在诞生、成长以及权威的运作与维系上的特点.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宗教权威研究——基于城市基督教教会的田野调查

研究者在对城市基督教信仰群体的长期观察和访谈中发 现基督教群体具有较为稳定的群体秩序.在基督教信仰的团体秩序 中,宗教群体内部的权威体系生成是群体秩序建构的基础和存续的关 键性要素.本文试图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对城市基督 教家庭教会的个案研究,探寻宗教权威在基督教群体内的生成过程和 运作机制,由此可以窥见基督教的群体信仰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联。

网络对宗教权威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互联网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成为各领域普遍接受的传播工具和生产方式。因此,网络也就成为了宗教传播和发展的新的工具。在宗教与网络的结合中,网络会对宗教的权威产生影响。本文主要从网络对宗教权威的冲击和宗教权威在网络中的重塑这两个方面来简要的论述网络对宗教权威的影响。最后对网络对宗教权威的影响作出总结,使得从这一方面的影响出发,反映出网络对宗教所产生的影响。

宗教,还是宗教权威?——世俗化理论的研究视阈问题初探

近几十年间,“去世俗化理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中兴起,并旨在反对传统世俗化理论的几大核心论题——衰落、分化和私人化理论。其中,对分化理论的检讨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为此,布莱恩·威尔逊、卡雷尔·多贝雷尔和马克·查韦斯等人建立了新的分化理论,查韦斯更是提出将世俗化理论的研究对象从“宗教”转变为“宗教权威”,以解决世俗化理论所遭遇到的理论困境。

明治前期日本天皇宗教权威的构建

《明治宪法》的颁布将明治时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奠定了近代日本宪政体制基本框架。天皇宗教权威是通过重申“天照大神—天皇”结构,使天皇“神圣”化以及“神圣天皇统治”共识化而形成的,是官方宗教政策与社会尊皇倾向相互“匹配”的结果。明治政府主导的祭政一致、祭教分离体制,明确“天照大神—天皇”传承是天皇统治神话的核心内容。“神圣天皇统治”的政治神话以“国体”形式落实在国民世界观、价值观之中,推动了“神圣”天皇共识化。近代日本存在以“神圣”天皇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

典型民族宗教村落社区权威变迁解析——以河南省孟州市桑坡村为例

桑坡作为一个以传统皮毛加工及伊斯兰信仰为特色的中原回族村庄 ,建国以来其村庄治理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较为典型的变迁期 :一是国家权力的控制性介入与文化断裂期 :二是国家权力的建设性介入与社区全面发展期 :三是在新的宏观社会背景下 ,社会组织力量竞争性互动与村治重建期。在这一过程中 ,国家权力、宗教权威、新经济权威这三种原在及新生的社区权威在错综复杂的相互矛盾和抗争中互动、融合、博弈、共生 ,以求最终实现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规制下的新村治的积极重建。

西藏农村的宗教权威及其公共服务——对于西藏农区五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对西藏农区五村中宗教权威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农村的宗教权威再度成为影响村庄政治的重要力量,但由于他们多不具有沟通政府、拓展市场、寻求资源等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因此在村庄政治中的影响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本文还对西藏农区五村中各类宗教权威及其公共服务活动做了描述,认为宗教权威的活动满足了村民的精神需求,对普遍信教的村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宗教权威的公共服务活动有助于创造村庄互助、和谐的社会氛围,强化村庄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对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形成一种“文化支持”,有利于村民福利的改善。

宗教权威视角下的宗教组织变迁--对湘北某基督教堂的个案研究

大街教堂是地处湘北某地的一个基督教堂。该教堂自1999年成立以来,迅速发展成为当地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堂。但是,大街教堂在当地取得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与其他基督教教堂和宗教管理部门之间发生了诸多复杂的互动现象。本研究在详细阐述大街教堂的发展历程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尝试从"宗教权威"视角来理解这一宗教变迁,并以"宗教权威的建构与表达"为概念工具来把握个案。最后,本文提出了"宗教权威"的定义,并对其加以了进一步讨论。

宗教权威领袖的时代结束

11月22日，曾经连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长期兼任中国基督教置内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的丁光训主教去世。这样一来，中国几十年来知名度最高、权威性最高的两位宗教领袖（另一位是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也是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居土）都去世了。中国宗教界的一个时代正式结束。

社会镶嵌: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宗教行为的新解释框架

以往探讨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常采用"世俗化"、"宗教市场论"与"全球化"视角,但事实上这几种范式都有其局限性,而"社会镶嵌"能超越这几种范式,为宗教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社会镶嵌"具有怎样的理论意义,社会市场因素如何嵌入佛教发展脉络中,将对宗教权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避免社会过度镶嵌的情形。由于社会市场机制的"过度镶嵌",不仅引发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商品观念之间的矛盾,也在摧毁佛教发展的根基。对于佛教组织而言,也许"过度镶嵌"并没有造成组织的没落或消失,反而在消费市场中取得流行的风尚,但是现代社会这种外在的消费心态造成佛教组织失去其原有的精神信仰,这样还算佛教吗?

近代华北社会的宗教活动及其活动者

由我们日中两国十名学者组成的调查团,自1986年至1990年期间,对近代华北社会作了综合性的调查。其间引起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亲族集团的活动极为淡薄。与香港、台湾的调查资料相比,在村落中很少看到亲族的整体形象,可以说近亲、亲族之间出现有较强的分化倾向。这一事实,已由满铁调查部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和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上)

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在各民族中,原始宗教与世界宗教同时存在,本土宗教同外来宗教并行不悖。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不仅体现在寺庙教堂和神像宝塔上,而且渗透于伦理准则和社会习俗中;不仅制约着帝王将相和文人骚客的动机和行为,而且引导着善男信女和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在中国的漫长历史时期和广袤地城内,宗教历尽沧桑而依然存在,并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过不可否认的深广影响。今天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的宗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