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论宗教理性化——兼与马克思的比较

"理性化"是韦伯分析现代性的主要框架,它同样体现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韦伯从两个层面展开宗教理性化的分析:一是宗教世界图像的理性化;二是宗教的世俗化。宗教理性化、世俗化是韦伯与马克思展开现代性对话的重要议题,从中可以窥视两人在现代性文化上的不同定向。

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对西方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从形成这一理论的理论渊源入手,以斯达克(Rodney Stark)和芬克(Finke)所著的《信仰的法则》为基础,从三个方面对该理论的主要思想进行了较明晰的阐述。

从宗教理性化视角解读《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李安先生导演的电影作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讲述了印度少年"派"于海难中失去家人,孤身一人在海上漂流227天终于获救的故事。少年派在海难中迷失自我,而后通过理性重新建构起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该影片通过少年派的个人信仰理性确证之途反映出人类社会宗教理性化的发展趋势。本文尝试通过雅思贝尔斯关于宗教信仰的理论观念,结合马克思·韦伯宗教理性化学说,对派的信仰确证历程中所折射出的人类宗教信仰理性化现象进行浅要分析。

现代性背景下的宗教理性化——略论释印顺与布尔特曼的解“经”路径

15世纪以降,欧洲人文主义者与启蒙思想家就以理性为旗帜不断的批判宗教;亚洲至少自20世纪始,“反宗教反迷信”的社会潮流对宗教价值的批判与质疑也从未停止。宗教亦以其“理性化”对此潮流进行回应和纠正。就宗教和理性相对于“超越性”的关系来说,宗教理性化包含了两方面含义:不仅仅是韦伯所说的“祛魅”,而且还包含着将超越性重新带入已经变革了的现代生活。这一大背景催生了不同宗教内部以理性旗帜维护自身生存的思想家,他们主要做法是重新诠释宗教文本经典,解构传统宗教“神秘”的外壳,使其中的核心价值与现时代人内心所最需要的重新建立紧密联系。基督教阵营中布尔特曼对《圣经》的“解神话”操作与佛教阵营中释印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是具有代表性的尝试。

论宗教理性和道德理性对理性的异化

宗教理性和道德理性都是理性异化的产物。它们都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客体,体现了理性的智慧,后来都成为一种异已力量,反过来支配、控制、压迫、统治人。

何谓真正的理性宗教?——斯宾诺莎与康德的宗教批判理论辨析

斯宾诺莎和康德是近代哲学家中主张宗教理性化的两位激进代表,但二人在何谓理性宗教的问题上却相去甚远,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宗教批判理论,分别称为泛神论和道德神论。泛神论把矛头直指天启神论,属于某种形式的自然神论;道德神论则攻击一切形式的自然神论,尤其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康德的道德神论并不能独立自存,本质上隶属于自然神论;而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也不完备,仍需康德自然目的论作为补充;一种真正健全的理性宗教,其核心要义介于斯宾诺莎和康德之间,能够与主张幸福至上的功利主义和倡导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保持内在一致。

西语世界的宗教理性化与法律——以基督教与法律的关联性为分析维度

宗教与法律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然而它们所追求的理念与价值及表现形式有某些共同属性。在西语世界,宗教与法律有着某种"有选择的亲合性",法律理性化与宗教理性化紧密相联。因此,只有深入分析法律与宗教的这种互动关系,才能阐释西方社会治理的独特性。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经济隐喻还是理论建模?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作为一种新范式,在社会学界引起了诸多讨论和争议。最常见的批评之一可以概括为"隐喻论",即认为它只是借用一些经济隐喻作为修辞策略,但对宗教研究没有实质性贡献。这是一种误解。隐喻论忽视了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建模,即利用规范语言建立简约明晰的理论模型的方法。本文展现了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微观、中观、宏观层次的理论建模,以此说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各个层次都不是隐喻,而是致力于用理论模型整合前人洞见并启发后续研究,从而推动一个研究领域内一般性知识体系的积累。对于中国宗教研究来说,我们不应只关注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现有的结论,而应该借鉴它的理论建模来构建适合于中国的理论模型。

试论当前大学生理性宗教观的培育

大学生理性宗教观有助于大学生正确追求宗教知识,形成客观的宗教态度,进行宗教判断,完成信仰选择。在新世纪,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影响、世界政治问题中宗教角色的重要性等原因,大学生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宗教认知、宗教判断,因此大学生理性宗教观的培育是重要和必要的。当前高校宗教教育中存在着对大学生和宗教的关系认识不足、对宗教教育的理解有偏差等主要问题,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借助现有课程体系,开设宗教文化通识课、完善辅助系统等,有效地培育大学生的理性宗教观。

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之间的纽带

本文首先从观念与境的秩序之网自古希腊到中世纪、近代变迁过程的角度,论述了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的内在联结;从一致性形成的合理性结构,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在一致性形成机制上的异同之处;最后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进行了比较。

欧洲市民社会的理性宗教问题——左派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德国早期浪漫派

根据从海涅以降的传统看法,德国浪漫派的固有形象始终是作为一种反动文学的代表。本文秉承海涅等人的左派政治思想传统,将德国浪漫派重新置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语境中去。通过厘清左派传统中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的一系列争论,从而拨正"反动文学"这一刻板印象,继而重新辨析早期浪漫派的市民社会问题。早期浪漫派那代人面对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裂伤,给出了自己关于市民社会的分层化"有机国家"解答。最后再深入回复到早期浪漫派的宗教问题,即他们对于市民社会所给出的人本主义理性宗教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当时最为激进的费希特哲学和斯宾诺莎主义,充分说明了早期德国浪漫派是他们时代的改革派。

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建构——一个宗教、学校和政治的多元解释

本文在阐析涂尔干等人教育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建构论,将我国现代社会责任感的建构过程析分为宗教理性化过程、学校责任缺位过程和政治教育凸显过程。作者认为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没有受到宗教的强制约束,学校教育在建构社会责任感的过程中应当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治教育对于提高社会责任感显示出积极的正面影响。作者进而认为,在缺乏宗教基础的中国,应重视学校教育中的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党内政治教育虽然有效但是教育范围有限,相对于学校教育还属次要。

宗教多元论与跨文化宗教伦理之原则

文章在阐述了宗教多元论和跨文化宗教伦理之关系的基础上,依据宗教多元论的类型学,就宗教的混合多元论与跨文化宗教伦理之原则、宗教的理性多元论与跨文化宗教伦理之原则、宗教的灵性多元论和跨文化宗教伦理之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对宗教多元论和跨文化宗教伦理的种种观点进行有机地整合并使之成为人们宗教认识和宗教生活的指导性原则,乃是时代发展、人类自身发展和宗教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束精神的思诗——《理性的悲哀与欢乐》读后

理性与非理性抑或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是当代哲学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冯玉珍教授以极大的理论热情和探索精神,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系统研究,著成《理性的悲哀与欢乐——理性非理性批判》。在该书中,她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出发,以广阔的西方哲学与文化为背景,运用纵横交错的两维手法。

朱熹与图斐利理性主义特色的确认与比较——兼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既是对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科技发展一直滞后的思考 ,又为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找到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入路。朱熹与伊本·图斐利分别是中阿哲学史中具有理性特色和科学精神的代表 ,通过对二者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认识论方面的比较与思考 。

论莱布尼茨哲学对神的理性转化

莱布尼茨对神的理性化是面临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文化危机的哲学反思,他力图通过理性宗教来克服信仰主义的偏执,为欧洲的和平和繁盛奠定思想基础。莱布尼茨通过对神的理性转化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神学意志主义,使神成为理性秩序和道德原则的化身,而非莫测的专制力量。他指出神的意志自由正是体现在符合理性的最佳选择上,而非无区别状态的任意专断。对神的理性化使他得出了现实世界是最好世界的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思想。莱布尼茨的这种理性主义宗教观对其单子论、自然哲学和实践哲学等有着深刻影响,对于今天合理面对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康德与近代西方宗教哲学的转向

在近代西方宗教哲学的发展中,康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理论角色。在康德之前,以自然神论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宗教曾经辉煌一时,而在康德之后,近代西方宗教哲学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康德的道德宗教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同时又代表着启蒙运动发展的更高层次,这体现在康德一方面深刻批判了旧有的建立在自然理性基础上的近代理性主义宗教,同时又把宗教信仰的根基牢固树立在道德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康德宗教哲学的这一系列做法把整个近代西方宗教哲学引领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而正视和回应康德宗教哲学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成为了19、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理性异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实质

宗教理性、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是理性迷误的产物、异化物。它们都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客体 ,体现了理性的智慧 ,后来都成为一种异己力量 ,反过来支配、控制、压迫、统治人。其根源都是劳动异化。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 ,既可以用来发展生产 ,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 ,同时也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扩展 ,它的高度膨胀 ,也会变成生产力和社会的畸形发展的原因。如何防止科技对人的压抑和对大自然的破坏 ,使科技发展同人的全面发展融洽一致 。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宗教信仰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变化。与此同时,农村地区掀起了"宗教热"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相关宗教活动的民众人数日益增多。基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调查数据,从宗教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功能主义三个理论视角出发,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应对举措: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加快农村社会发展,重建农村传统互助体系;加强基层教育工作,丰富农民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