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行动、价值与社会整合——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宗教社会学的两大理论传统分别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制度范式和以韦伯为代表的诠释学范式。在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导引下,又分别发展出了世俗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但无论在哪种理论中,作为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中的宗教信仰"行动者"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信仰的主体和实体,宗教信仰者总是受到已有文化、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出于对社会关系的建构需要以及多重权威认同取向而采取相应的宗教信仰行动。而群体的信仰行动会直接导致一种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生成,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这种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与社会一般性规范和秩序相适应则会产生新的社会整合,否则,则只能作为一种社会团结方式而存在。

土耳其外交中的宗教行动者:宗教事务委员会

宗教事务委员会(Diyanet)是土耳其宗教事务管理机构,被认为是保障国家世俗性质的重要建制性力量。20世纪70年代,随着移居欧洲的土耳其劳工人数不断增多,它也开始向欧洲派遣伊玛目和宗教服务专员,旨在培育海外侨民的宗教和民族忠诚。随着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越来越强调伊斯兰身份的重要性,宗教事务委员会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作为土耳其外交中的宗教行动者,其活动范围主要包括:拥有大量土耳其劳工移民的欧洲国家,如德国和荷兰;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的巴尔干国家,如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在亲缘上与土耳其民族有血缘关系的中亚突厥语国家。2016年土耳其"7·15"未遂政变之后,宗教事务委员会充当了正发党在境内外打击居伦运动的重要组织,国家宗教机构的政治工具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随着土耳其境内的政治斗争延伸到国外,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纷纷就"伊玛目间谍"问题,批评埃尔多安在欧洲实行"长臂管辖"。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其政治工具化是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外化表现,背后的推动力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土耳其政治精英的伊斯兰身份观念的增强。

宗教群体资格简论

通过对中国北京基督新教群体的田野研究,以宗教行动者为核心,可尝试建构宗教(群体)资格的如下假设体系:一、行动者有多重群体资格;二、皈依一种宗教,即主动地追求其宗教群体资格。三、宗教群体资格的识别和觉知,以社会范畴化作为认知基础。四、在社会范畴化的基础上,宗教行动者对其宗教资格的的积极评价,通过社会比较得以强化。五、宗教群体有惯例性和典范性的行为模式,使之不断地激活宗教群体资格的显著性。六、基于灵性资本和世俗资本,宗教徒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得以区分。

以结构与能动性的视角浅析韦伯的《宗教社会学》

"结构"与"能动性"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对描述人类行动的理论范畴。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没有使用"结构"或"能动性"这样的概念,但是他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同样涉及了结构与能动性的问题。按照韦伯的观点,一方面,宗教会沿着特定的规律演变,另一方面,在由超自然力量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宗教场域中,存在着不同主体以及不同主体间的竞争。基于对宗教行动与宗教演变规律的分析、归纳,试图以结构与能动性的视角,探讨主观因素在宗教演变过程中发挥能动性,以及宗教演变规律如何形塑宗教行动的问题,以期进一步理解韦伯宗教研究的一大主题——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

互动

南京 安永 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动荡弧”吗？